社会工作、证照与专精化反思_陶蕃瀛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社会工作、证照与专精化反思_陶蕃瀛 本文从社会工作专业社群自主的立场讨论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师法与证照制度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质问社会工作师法限缩的社会工作领域想象?质疑证照能证明什么?如果入门的证照有问题

《台湾小区工作与小区研究学刊》第二卷第一期

文/陶蕃瀛 静宜大学社会工作与儿童少年福利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中文摘要】本文从社会工作专业社群自主的立场讨论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师法与证照制度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质问社会工作师法限缩的社会工作领域想象?质疑证照能证明什么?如果入门的证照有问题,进一步专精化又会有甚么意义?他控的证照与专精化标签扭曲专业社群秩序,妨碍自主专业社群的发展。扭曲的证照分化专业社群,制造不合理的专业社群分层。扭曲的证照是发展专业社群主体的障碍。它妨碍互助共生共荣的社群关系发展,并且扭曲社会工作与服务协力伙伴(含服务对象)的关系。期待一个我们的社会工作社群,我们有能力拒绝依附于国家制度性权力,有见识和力量抵抗少数学者深化宰制和分化殖民(如专精分级)的作为,拒绝排他和不合理地提高进入社会工作这一行的门槛。知道和有能力抵抗错误的权力和证照是社会工作社群急切需要自我增权与学习的一种知识信念和能耐。

 

【关键词】社会工作、证照、专业化、专精化 

 

社会工作是甚么?这个提问方式隐含社会工作具有不变本质的预设。因此误导一般人认为找到具有社群共识之定义是可能的。有一种似乎有共识的社会工作定义是「社会工作是一门专门职业,是科学也是艺术。」然而若进一步追问甚么是专门职业?社会工作是专业吗?甚么是科学?甚么是艺术?所谓共识就不复存在了。有人说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助人的工作。这个回答好像点出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如果我们的思辨和讨论停在社会工作就是助人工作上,我们就会乐观地同意社会工作的本质就是助人工作。然而继续追问:「社会工作帮助了谁?」或「社会工作怎么助人?怎么能够助人?」我们就会惊觉:社会工作不一定是帮助人的工作,什么是助人工作在不同情境脉络下答案不同,不同人的感受与认知也不同,什么是助人工作其实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内价值不中立有社会立场的社会建构产物。帮助某人的行为,在关系网内不同位置的人并不一定同意,甚至受助者也不认为得到的是帮助。总而言之,什么是助人工作并非一种有不变本质的现象。助人者认为有助于受助者的行为,受助者可能觉得没有帮助,可能觉得是一种干扰、规训、甚至是操控。

 

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总是随顺着社会变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基调和变奏。不同的社会工作者对于社会问题和案主需要的诠释不同,采行的服务策略与方法也不同。激进社会工作者、基进社会工作者、结构社会工作者、或小区组织工作者响应「社会工作是什么?」的答案从来就不同社会福利机构里的个案工作者。这一篇文章里我发言的位置是一个持基进观点的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基本上,我相信基层小区的组织结社工作才是一种具有社会意识帮助服务对象的助人工作。基于这样的立场与认识,评论社会工作证照制度与专精化的议题。

 

国家立法部门于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最新修定的社会工作师法只涵盖相对少数的社会工作从业者,该法所认定的社会工作领域也狭隘地局限于社会福利场域。社会工作师法里呈现的社会工作专业形貌欠缺理想色彩和社会改革性格。社会工作专业被窄化为既成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润滑剂。变革社会制度的工作或基进的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师法里是没有位置的。社会工作的范畴领域远大于社会工作师法第十二条的执行业务项目。社会工作专业社群没有异议地同意社会工作师法是一种自我矮化的立场与姿态。

 

社会工作师法对于专业的想象局限,窄化社会工作社群成员的来源,同时贬抑与疏离社会工作实务社群,将实务社群想象为单向接受培训者,永远需要高他们壹等的专家学者、学者专家、行政主管单位等年复一年的施与继续教育。社会工作师法相当程度地阻绝基层小区社会里的素人助人者,即一些未在学院内规训过的素人社会工作者取得社会工作师与社群身分。然而,经常这群素人社工和他们协助的对象关系距离较贴近,文化语言落差小,在助人工作上与学院规训出身者各擅胜场。

 

社会工作师法限制加入公会之成员.将社工社群切割分裂,妨碍社会工作社群的自然互动发展。修法后专精化的设计更扩大社群的割裂。社工社群至少可区分为以下数个阶级群,婆罗门学者族、专精社工师族、社工师印可入门族、待印可社工师之社工师候选族、社工师不可能族。每一个族群阶级内还可以继续画分出等级。这种区分是否会形成难以向上跨越的种姓阶级有待观察。在目前的准种姓制度中,社工师不可能族尚有可能透过缴费修习婆罗门族的学分班,经灌顶加持进身为候选族。然而,晋身的的门坎已经从二十学分垫高到四十五学分的灌顶。灌顶费有市场价格,加持时数翻高也意谓着要向婆罗门集团进贡的金额等比例翻高。增加专精社工族,并且要求社工师终生继续教育,则意谓着婆罗门集团扩大灌顶认证的市场和收费方式。原本的一次性收费变更为终生持续收费制.以后会不会再修法生出新办法呢?各位看官,这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市场政治经济学。

    

考试院依据社会工作师法举办的各种考试录取率偏低,考试的鉴别力让人怀疑。社工实务社群里有些能做事的考不取,有些不能做事的反倒能考取。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场域里要能够相当程度地敏察人情世故,觉知文化、经济、政治脉络下的社会惯习与权力关系,并以生猛鲜活的实务智慧和行动研究能力弹性地服务案主。想要以纸笔测验这种高度去脉络的言说论述形式鉴别出助人者是否具有能力助人,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考试院礼聘出题和审阅弥封试卷的「高人」需要具有隔空把脉进行异次元任务,古代的巫师差堪比拟。真是难为了这些本质上鄙疑巫师,具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可能是实证主义的信徒们了。

    

1997 年底民国八十六年三月十一日立法院通过社会工作师法,同年四月二日李登辉总统公布社会工作师法。生出这个法的是一个「社会」工作的学政产「精英」复合体,他们自始就依附于国家体制,想要巩固他们想象中的社会工作与自身的利益。民国五十四年仿美国大社会计划的「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推出,宣示要任用大学培育的社会工作学系毕业生。当时台湾的大学只有社会学系,民国六十三年第一个教育部同意设立的正规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在东海大学的社会系,以社会工作学组的方式成立。练马可是当时的社会系系主任。政府单位聘用大学社会工作相关科系毕业生则直到民国六十三年才从台中县大里乡实验性质地开始。当时聘用受过大学社会工作课程培训的大学毕业生办理小康计划。「台湾省各县市设置社会工作员实验计划纲要」选定台北县、台中县、云林县、高雄市实验试用社会工作员。民国六十八年才在台北市、高雄市和台湾省全面推动一年一聘的编制外社会工作员(刘润葛, 1987 ;唐启明、简春安,1993)。当时社会问题日益复繁多变,社政部门业务日益沉重,一年一聘的社会工作员福利待遇皆不如编制内的正式人员,且约聘身分不如人,前途茫茫,人才留不住。社政部门希望建立制度纳编已经在社政部门内承担许多职务的社会工作人员。

     

民国七十八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师和县市政府约聘社会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社工专协,初期争取的是约聘之现职社会工作员直接纳编成为政府编制内人员,摆脱一年一聘的次等身分。民国七十一年省政府首先提案建议内政部纳编社会工作人员。行政部门经过几年研议,民国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行政院函覆内政部之「建立社会工作员专业制度实施方案(草案)」(发文字号:台七十九内 08101)。行政院原则方向上同意建立社会工作员专业制度,任用具备专业知能之编制内社会工作人员办理儿童、老人、残障、社会救助等福利法规之福利服务。但是不同意直接纳编,所有人员需通过高普高或基层特考任用,三年内完成。届时未能通过考试者不得再行聘雇。四月十七日台北市即已经获悉消息,惊觉积极争取纳编反而制造失业危机。社工专协研商,紧急动员串联协商游说议员。五月五日下午于松山中心金驼厅召开「全国专业社工人员纳编考试协调会议」。会中决议由社工专协行文行政院暂缓纳编(维持现状),争取最有利于受聘政府的现职社会工作人员的考试方式,改善福利办法,保障工作权(全国专业社工人员纳编考试协调会议纪录,1990)。

    

社工专协是社会工作人员争取自身利益的团体。初期成员以政府部门聘用的社会工作人员为主(中华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会员通讯簿,1990 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他们面对雇主,即政府单位,争取自身权益有社会结构位置上的限制,实际参与的能量和时间也受限于工作的繁烦凡和雇用权力关系的落差。专协的理监事不成比例的以学校里的教师居多。实务的社会工作人员对于权力与政治现实运作如何进行宰制操控的了解不足、参与受限等等尚未清楚理解的因素,导致目前实存的社会工作师法与证照考试制度不利于实务工作者,被国家机器选出的典试委员主导。他们通常党政关系良好,被国家信任,立场符合当朝的政治倾向。典试委员主导遴选出题与考试阅卷的学界人士,于是国家与立场倾向符合当朝标准的学者连手设定掌控了社会工作者的证照与进身公职的秩序。而决定资格的方式测量不出真才实能,测量出的是应考者读书写作的能力和符合阅卷评分者偏好的程度。考试决定社工师资格的偏颇结果和回顾社会工作师立法过程的扭曲,可以发觉一些后见之明。但愿有前事不忘可为后事之师。后见之明之一是法律是权力斗争胜利者同意的社会秩序,多年前傅柯 1976 年一月七日在法蓝西学院的演讲启发我生出这一个观点(米歇尔、福科,1999)。如今回顾社工师法的立法与修法过程,心痛流着泪印证着立法过程是现代国家里以文明包装过的权力战争,参战者较量比试实力,结果是在法律条文里设定的社会秩序。立法战争,兵不刃血,然而失利者屈从进贡并没有改变。

    

社工师法的立法过程,部分学者和几位立法委员出力甚多。但他们各自并没有与自身所从出的社会工作学术社群、社会与卫生福利政治行政部门、与社工实务社群进行起码的对话讨论。学者们是做了研究,召开北中南区的公听会。但是基层的社工组织从来没有成形,基层并没有真实的力量, 让有权力者谦逊地节制自己的权力与欲望。各种本土小区里的社会福利工作社群根本没有参与社会工作师法的立法。基督宗教学院训练出的社会作人员非常努力才没有被立法排除其社会工作的身分名相。立法院里社工师法的讨论不多,想象的福利国家意识形态和解严之初对社会工作专业促进社会和谐的保守功能想象和期望促使这一脱离现实的法案意外的快速的通过了。当然在那个刚刚解除戒严没有多久的社会时空里,不能进行充分的民主对话自有可以且容易的合理化巨大空间。指陈出这一点不是责难主导或推动社会工作师法立法者,他们都是我所尊敬的社会工作前辈师长和与我同辈对社会工作充满热情无怨无悔付出的伙伴。我所期盼的是不排他、包容多元价值、以基层小区草根实践的力量催生形成社会工作实务社群。这个社会工作社群有能力拒绝依附于国家制度性权力,有见识和力量抵抗少数学者深化宰制和分化殖民(如专精分级)的作为,和排他(提高进入门坎)。

    

社会工作专业证照制度和专精化的反思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长期依附在国家社会福利系统内,扮演缓解社会问题,不思从根源解决社会不公义问题,甘于扮演国家福利体制执行社会控制工具角色。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欠缺主体自发的能动力,做为国家福利体制的社会控制工具,在国家无意改变也无能自行改善体制的不公义时,社会工作专业也没有集体自发的动能介入社会改革运动。

    

这种依附惯性在社工专业发展专业证照制度时,依然不由自主地委身由国家的考试制度主导决定:谁有资格取得社会工作师专业证照。因此社工专业社群(有吗?)无力影响证照的发给流程从头开始的每一个环节。目前社工证照运作方式根本的问题乃是判定证照给谁的权力行使者不透明,没有公信力。他们隐身在国家考试体制后面,隔空测字诊断。操作证照发给谁的决策者(考试出题与阅卷者)权力分割,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办法根据答题者的文字表达筛选出有真才实学的应考者。这颇像一场乱点鸳鸯谱的闹剧。

    

实务社工社群希望改变,但是社群自身没有力量,也不了解社工政治学。根本问题不面对,也不讨论学习,就只能做一些扬汤止沸的事。例如,主张证照考试的问题要凝聚共识来改革证照发给的方式、实务界的参与和要求公告考试范围。但这些建议并没有改变目前制度里国家介入专业社群、社群不自主和黑箱作业摸黑发照的问题。权力行使者不公开的行使权力,错误的发照行为也没有纠正的可能。问题仍然还是社工社群的依附国家和学术社群的状态,社工社群没有自主的力量,自身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团结的力量。甚至从未体解团结真有力。

 

然而,社工没有自主社群,没有团结够有力的工会之外,还有其他深层一些的文化问题。社工专业成员未连接进入服务对象的本土文化脉络。社工学院教的是去脉络化的、距离本地服务对象生活世界遥远的助人知识和技术。这套知识技术和服务对象距离遥远,调性不契合。愈没有实务经验的新科毕业生愈可能没有疑惑地将这套知识标准写在试卷里通过筛选。相反地有实务经验头脑清楚地的社工人员在考试时则需要精神分裂般的不要将真实有用的实务智慧和知识写出来,也免被误伤。因此通过这套考试过程筛选及格这一件事和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之间也就难有关联了。有人笑谓社工人员服务长者最好要能解签诗、打观世音的手印、谈谈子平八字或紫微斗数,而服务青年如果通星座解塔罗,不亦快哉。正统知识和草根庶民世界的实用知识大不相同,某些有权筛选社工员晋身社工师的权贵化社工大师恐怕不易理解这两种世界都真实的存在着。 

    

社工要不要证照?要什么证照?也都可以再思考。目前的证照谁在看?雇主看吗?自己看重证照吗?看重哪一种证照。学历证件也是证照啊。案主的肯定是一种证照,案主的礼物或酬劳不是一种具证照意义的行动吗?证照也可以是每个月或每一个标案的付给社福社工的酬劳。给者与得者各自的姿态优雅有格调吗?考试院发的国家社工师证照还没建立社工社群的公信力(我知道,你不一定同意。)再发专精证照有意义吗?发证照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我相信人人都有权力,权力有大有小,有人臣服权力,权力才得以行使完成。要知道和有能力抵抗错误的权力是社会工作急切需要自我增权与学习的一种知识信念和能耐。

    

证照是给不认识的人看的信物。谁发和谁背书发照效果有差别,但也都是一时的效果。有证照没实力也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时。真有本事的人,长期下来,有照没照差别越来越小。毕竟真正应该有权力认证我们的服务的是接受服务的人。服务对象的口碑也是一种证照。当然若是有照者形成霸权,来硬的,联合国家暴力或地方势力排除无照者,则会有另一种故事线发展。

    

发照者握有权力,是监视者。国家证照光环大。不容易直接抵制。但仍有可能监视他们。若国家考试出题者出什么题阅卷者如何评分和评分标准都必须公开,不负责任的滥权行为的成本和代价就会升高。我们抵制国家发证机器的确力有未逮,但抵制个别不适合的出题者和阅卷者的力量则可能是有的。在社工工会组织形成的场子里我们可以一起长出力量。

    

证照企图证明执有证照者的资格和能力。但是证照会错误地排除一些人,制造问题。同样地,证照也会错误地发给一些不适当的人,制造问题。任何种类的助人者都有其社会脉络与存在价值,我们需要的助人者证照种类何其多,这也是发给证照的困难问题。证照会错,也经常出错。发的时候对,总有一天会错。基本上不怎么值得信任。我听过不少有照无能的案例,不只是社工的证照有问题。证照本来就有本质的限制。

    

我不反对证照。我反对霸权、反对不善良、反对不公不义、反对不诚实,以外的任何事情我都学习着不反对。我反对证照的霸权,反对黑箱作业摸黑发照的流程。反对独尊国家证照的态势所形成的霸权,她们否认甚至禁止别人发证照。学历证件是证照,每一个案主的口碑是证照。每一个机构的工作证件也是一种证照。每一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发证照,也都需要认真努力维持证自己证照的可靠度。发错了要能负责任的撤销,并公告社群成员。每一个人也要学着辨识证照的真真假假这是很有意思,很有学问的生活游戏。专业社群内持续交流沟通共学的真人网络,彼此认识相互尊重知道各自的专业能力与限制,证照才有真实的专业社群关系为基础。这才会有诚实的专业证照。匿名阅卷发照的黑箱证照不会促进专业社群的形成和交流沟通,只会妨碍专业社群的发展和整合。

    

每一种证照都平等的有问题。宣称有一种证照比别种高级专精不出差错。不必思考分辨,就知道不能相信。所以我不想讨论专精化这个恶质的权力把戏。但是我要讲和专精化方向不同的问题。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根本的困难是把助人工作当职业和成为专业的社会道德问题,不是个人道德问题。助人本质上是符合道德的好事。但是把助人变成职业,甚至要专业化,企图排除他人助人的行为正当性,这几件事情都是不够道德的社会才会努力以赴的事情。让我们好好助人,好好借着锻炼助人能力,快乐生活,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不要把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当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来推动。只需要把做助人工作当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边做边学。快乐的做下去。还要记得,不做社会工作也能助人。

 

诚实、善良、快乐地助人利己,反霸权,反社工里的霸权,反专精化社工。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助人,这是社会工作学的根本提问。学助人要先学尊重人,先学会不依照自己的意愿欲望和社会标准改造人。然后助人者才有可能帮助每一个独特的,本来完美的独特个人,生活出本来独特的完美样貌。帮助别人成为原本独特的完美自我才是在助人。若帮助人符合社会标准,适应社会,我们是在帮助社会驯化人而不是帮助人。社会工作是帮助人的工作,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每一个个人幸福美好,社会就美好。社会工作若帮助社会驯化人,必然有人不幸福快乐。有一个人还不快乐幸福,社会的好就不稳定。社会工作真的很难,但很有意义。国家主导的证照弱化专业自主,国家介入的专精化制造专业阶级。戒断国家主导的证照和国家介入的专精化,这不是社会工作正确的努力方向。 

 

【参考书目】

米歇尔、福科(着)钱翰(译)(1999)。《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唐启明、简春安(1993)。《八十二年度台湾省各县市推行社会工作员制度评鉴研究》。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第一科)。

刘润葛(1987)。〈台湾省社会工作员制度的回顾与展望〉。收录于李钦涌(主编)《现代化社会工作专业制度论文集》,207-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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