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工作成为一门专业和学科以来，关于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探讨从未中断。一些人认为社工在实务过程中的情感反应是有违社工的专业性的；但也有人认为社工是一门“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专业”，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情感的选择和介入。在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中，社工情感应如何自处呢？我们是应该按照理性主义所倡导的去情感化的方式“按部就班”地运用专业技巧开展工作呢，还是应该将社工的情感纳入到实务过程中呢？而社工督导又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是学者Richard Ingram于2016年在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Emotions,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supervision: anuneasy alliance?的一篇文章。本文考察了情绪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地位。作者探讨了情绪和理性决策之间的张力，并且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兼容的。本文开创了一种 “情绪智力”的社工督导模型，以支持这种将情绪与理性决策相结合的这一实践愿景。
引言
情绪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Munro（2011）强调了社会工作关系的中心地位，并认识到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建立积极关系时，识别自己的情绪反应和服务对象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但随着专业主义的盛行，我们越来越少谈及情绪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作用。Munro（2011）认识到，程序性主义实践方法与倡导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和决策过程中应有更大的自主权的主张存在紧张关系。Hennessey（2011）认为，如果社工将自身的情绪与实务工作分离，那么这样的实务工作在实质上是与服务对象分离的。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中的情绪产生、情绪使用、情绪抑制和去情绪化问题，进而发展出一个情绪包容性的督导模型。
情绪与情绪智力
本文旨在探讨社会工作中的情绪元素对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影响。情绪智力的概念强调积极主动地认识和使用社会工作关系中的情绪。除了这种“有意”的情绪外，我还将注意到那些无意识的情绪和被压抑的情绪（Jopling，2000; Ferguson，2005）。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个人识别，理解和管理他们在互动和经历中所产生的情绪的能力（Goleman，1995）。类似地，Mayer也提出情绪智力指的是个体了解不同情境下的情绪反应以及他们对其情绪反应进行管理的能力（Mayer，1990）。他们认为，这种意识和控制的平衡能使个人做出更适当和自信的决定。除了这种对自我情绪的调节和察觉之外，他们还认为识别他人的情绪反应是情绪智力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些能力又与一个人的同感能力和沟通能力相关。Ingram（2012）探索了上述与情绪智力相关的品质以及社工建立和维持与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中的积极关系的能力之间的关系。Ingram（2012）的核心观点是：情绪上的协调和同感是社工与案主建立一种开放、信任关系的基础，这也被服务对象认为是社工所应具备的必备素质（Harding＆Beresford，1996 ）。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情绪智力的概念，我们必须对“情绪”这一专业术语进行界定，以便更清楚地说明情绪智力的含义。Lazarus and Lazarus（1994, p. 151）指出，情绪是一种个人生活剧，这与我们在某次经历中的目标是否达成以及我们对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信念有关。情绪是从生活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意义或意义的评价中产生的。当一个人察觉到他们所渴望的目标实现或被折衷时，情绪就会产生。而情绪反应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估当时的情境对我们自身的感知目标的潜在影响。Goleman（1995）回应了这种面向目标的情绪观点，他在目标获得与情绪意识和调节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纯粹关注目标，会存在忽视关键流程的风险。 例如，如果社会工作者在与案主的初始家访时迟到了，那么延迟的过程就会引起情绪反应而不是家庭访问的目标。这说明当经历情绪反应时，可能存在隐式和显式变量。
戴维森（Davidson，1994）指出，情绪反应（emotional responses）发生在情绪的背景下。他认为情绪是对当前事件的适应性反应，而情绪（moods）是更长期的认知状态。有人认为情绪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评价，并决定我们看待事务时可能关注到的方面。
情绪与决策：探索二者的关系
情绪在社工实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社工实务的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理性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形容为一个“不安联盟”。Lazarus 和 Lazarus提出了“情绪的‘无情’逻辑”模式，这个模型说明了将理性与情绪契合起来的步骤，下图展示了这一模式的循环过程，并将“情绪智力”这一概念与社工实务很好地进行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