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佳:我们怎么重构社会资本,实现社区治理?_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陈维佳:我们怎么重构社会资本,实现社区治理?_社会工作理论 陈维佳:我们怎么重构社会资本,实现社区治理? 访者 |李冉 整理 |李冉 陈维佳 太仓市瑞恩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江苏省社工领军人才 华中科技大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陈维佳:大家好,我是瑞恩社会工作发

陈维佳:我们怎么重构社会资本,实现社区治理?

访者 |李冉

整理 |李冉

陈维佳

太仓市瑞恩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江苏省社工领军人才

华中科技大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陈维佳:大家好,我是瑞恩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陈维佳。很开心有机会分享自己学习、创业的经历。

我本科是在成都电子科大读的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觉得自己不喜欢做理工类的工作,想去改变,所以2004年考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当时开始接触到社会服务。

研究生之后考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两年之后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去瑞典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在瑞典学习生活了4年的时间。瑞典这个国家对我有深刻影响,甚至重塑了我的价值观。

我之所以选择瑞典留学的原因是,当时我国的学界对于福利国家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高福利必然会养懒汉,导致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但是我是对这样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我选择了被誉为“福利国家橱窗”的瑞典进行研究。

我在瑞典待了四年,其中有两年写博士论文,研究福利国家的改革,发现国内的主流观点完全是偏颇的,因为瑞典高福利是建立在全民就业的基础上,他们整个福利制度构建的逻辑是:

高福利要靠财政来支持,而财政要靠税收,税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工资收入,所以尽可能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要就业。

所以全民就业是高福利的基础,而绝不是可以躺在家里吃福利,我的博士论文《瑞典福利国家改革研究》也算是在国内理清了这样的概念。

我在瑞典学习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当地人家里,房东的妈妈Annica就是一位社工,在一个心智障碍人士社区关爱中心工作,他们服务的专业性和传递出来的价值观给了我巨大震撼。

于是我就去了解当地的社会服务,慢慢从政策性研究转向实务性研究,所以我在瑞典多待了两年,这两年主要是学习关于社工的内容。

您怎么从一个学者转型成了社会创业者?

陈维佳:在博士后研究期间,2013年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太仓实施社科院与太仓市政府的“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主要通过行动研究的方式为太仓培育第一家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参与社区治理。

当时这个项目落地在常丰社区,是拆迁安置小区,居民以前住在村里,到了安置小区后以前的社会连接都被打断了,缺乏一种社区感,小区秩序也比较差。

刚开始挖掘资源也不顺利,大概半年后,我们培育的社区志愿者队伍达到了100多人,经过培训志愿者能参与到每次活动中,承担不同的职责。过程中我们比较注重发挥志愿者特长,定制合适的志愿服务项目,后来很多项目成了社区品牌。

这个过程中,居民也开始关心社区,居民之间也构筑起了信任感,社区治理的一个前提,就是住在这里的人愿意照顾、守护这里,愿意把自己当做这个社区里的一份子。

那段时间我找到了一种长期没有过的价值感,而且这个行业和我的性格、研究也很契合,所以2015年我就辞去了贵州大学的教职工作,创办了太仓市瑞恩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

做这个决定一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很好玩,能把自己的想法实践出来。二是希望通过实务的积累,探索出一条在本土可行的社工道路,这两年多也算是把自己打碎重组的过程。

当然,研究背景对我现在的工作有深入骨髓的影响,比如我潜意识里就要在做事前先构建清晰后再开展,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很聚焦,开展项目也比较谨慎,相对来说有的机构可能是先做事后完善,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

现在回头看,做出这个决定有四个背景,第一是要有内心的种子,我从硕士毕业时就想去NGO,当时还应聘了拯救儿童基金会在昆明的项目点,这个种子在瑞典又一次被打开了。

第二是要有一个抱持性环境,来促进种子的发芽。我其实是个蛮幸运的人,在每个人生关键时期总会遇到关心和支持我的人。我的父母对我的创业很支持,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同时我爱人和她的家庭也支持我的选择。

还有我的瑞典朋友更支持我的选择,所以当我在犹豫彷徨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周围都是支持和包容的环境,这一点我特别感激;第三个是太仓的政策环境也给了我做很大的信心;

您觉得中西方社会工作有什么区别或差距?

陈维佳:我觉得还谈不上有什么区别,因为在中国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才刚开始萌芽。这个差距上如果把西方的社工看到100的话,我们可能只有5,但我又对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这个差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我去年10月邀请了一位瑞典做精神健康服务的专家来太仓第三人民医院看,他说让他想起了70多年前瑞典的情况,那是在瑞典有精神障碍的人全部被关到一个岛上,和正常的社会隔离开,但今天完全是社区化,完全融合在普通人身边。

我们和他们的差距一方面是服务技术的差距,另外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社会意识的差距,社工只是折射出的一环而已。西方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价值体系,社工只是把这种理念具体化,进而有了种种细节。

但是目前我们社会主流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对待各类弱势群体,比如对待精障人群,公众仍然会恐惧,仍然觉得需要被关起来。

而瑞典对这类人群设立了专门的特别保护法案,因为他们觉得这类人群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以需要特别的关爱,这就是整个国家意识的差别了。

如果国家和社会对弱势群体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主流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的很多为弱势群体的服务就会碎片化,同时也流于形式,比如常被大家诟病的城市盲道。

如果有这样的价值观,社工应该是让价值观落地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价值观,社工就会陷在散碎的活动中,就会有无力感,进而也就没办法保证社工持续的助人动力,因为社工就是一份需要价值观充盈的职业。

当然还有很多微观上的差距,比如专业起点的不足,我们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本身就不完善,很多老师没有社工背景,而在西方,因为基督教的传统,他的助人传统是深入骨髓的,而且也强调服务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社会工作一定是教育先行的,我觉得在学历教育和工作之间应该有职业教育,但我们现在是缺失的,而在瑞典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标准很高,如果你是护理人员,需要3年职业教育,如果你是评估人员,必须是MSW学历。

当然我也持谨慎乐观态度,比如那位瑞典专家也提到,如果中国保持开放的态度,也许会在较短的几十年内赶上西方,我也觉得我应该做的就是搭建这二者的桥梁,将西方的社会服务理念、方法、技术引入国内。

瑞恩社工两年发展到50余人,扩展到苏州、太仓、上海等地,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陈维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近两年来政府加大了社工岗位开发的力度,尤其是2016年开始苏州实施的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开发了一批社工岗位,我们才能有发展的机会。

但是,我绝对不认为一个机构人数多就代表实力强,短时间的爆炸性增长我认为会带来很多隐患。

不管团队成员素质、管理经验还是专业技术探索都需要时间,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会大规模的扩张和发展,还是希望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沉下心来探索社工实务道路。

我觉得创业这两年多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兴奋期,对机构的未来充满想象,特别有激情,想把事情做好,每天都有好多的想法。那段时间是一种简单而快乐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到2016~2017年,机构人员和项目快速增长,对我还是对于团队都有较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

我们缺乏机构管理经验,所以常常会面对很多不知所措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很琐碎很细节的问题,都没有一个可以借鉴参考的解决方案。

对于我们项目也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实务和研究其实是有巨大差别的,一时还没有找打很好的做事的路径和方法,感觉在黑暗中看不到一点亮光和希望。

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在国外几乎找不到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要做的居民参与、居民自治的路径很具有中国特色,我们也陷入到一种有些不知所措的状态中,感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巨大的落差,所以常常会自我怀疑。

到现在应该算是第三阶段,大概探索出了工作的路径,尤其是自己的认知结构有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可以说会比较享受创业的过程,不会像以前那么焦虑了。这三个阶段,我想每一个创业做社工机构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经历。

瑞恩社工做了20多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对此有什么经验?

陈维佳:我们用的最主要的理论是社会资本理论,社区社会资本简单来讲,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交往、形成规则、信任关系构建。

现在越来越多的社区面临搬迁、重组和再建,导致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消失或削弱,新建的社区普遍存在社区资本缺乏的问题,居民难从社区得到社会支持,缺乏社区认同和归属感。我们做社区治理,尤其是针对新建社区,面临着重构社区社会资本的困难。

我们的具体的操作路径就是先以活动来带动居民,以社区活动为载体,鼓励居民参与,创造交往和互动的机会,在活动中相互熟识,构建自己在社区中的社会支持网络。

规范和信任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之上,而交往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接触、认识、沟通和互动的载体和机会,这样的交往也就是社会学中常说的社会支持网络。

在活动过程中我们的社工会发现关键性的人,随后社工进行跟进,再进行组织化培育。有交往,就有群体或组织形成,如果想要保证交往顺畅,群体或组织有序存在,就需要一定的规范来约定成员的行为,这就是形成规则的过程。

在群体或组织运行的过程中,居民会逐渐对组织产生信任,而有效的规则就会进一步强化信任关系。因为信任关系的建立,就积累了深厚的社会资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搭便车”行为,提高集体行动效率,培育起居民对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一定是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有的组织上来就说去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解决至少是停留在表面上,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比如有的社会组织做楼栋治理,有的就是把墙刷干净了,再做一些墙体彩绘,但在我看来,楼栋治理的关键在于楼栋公约的形成,这是最重要的产出,而这个公约的形成一定建立在相互交往、相互连接的基础上。

如果社工才进去不到半年,这栋楼里的人还没认全,怎么可能达成这样的规则?很多规则只是挂出来、贴出来,没有意义。

所以基于此我们的总结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要想着跨越式发展,一下子就让社区变成什么样不现实,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做好交往、做好连接,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先构建起来。

当然构建关系可以有不同方式,比如说做活动是一种方式,做兴趣小组也是一种方式,但不管是什么方式,都是为了构建连接。

您觉得大多数公益组织缺什么?

陈维佳:最缺的是使命感和内生性,现在很多组织都是被政府部门推动而出现的,为了迎合政府的一些需求的出现的,社会组织一定是要有社会性的,社会性是人们在社会的土壤中内生出来的,而现在社会组织生存的土壤非常稀薄。

跳开我们主要的一些出资方,整个社会对公益的认知度依然很低,这不是因为人本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一段时间的礼崩乐坏之后,人和人的信任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又在消费人们的信任。

在这个基础上,近些年政府在有引导地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但其实还没有足够的土壤,这种情况下催生的很多社会组织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难免会结出一些怪胎。

除了使命感,好的公益组织首先还要找到自己的服务模式或者产品,公益产品的设计能力是一个组织的基础,第二个是能让这个公益产品有效实施的执行力,第三个是有完善的组织内部治理作为保障。

当然,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组织没有完全做到,这个还是要遵循客观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渐进的发展阶段。尤其社会组织的资源渠道相对单一,而且公益产品也很难大规模商业开发,所以更需要稳扎稳打。

瑞恩社工未来有什么计划?

陈维佳:我们有几个基因应该会继续坚持下去。

第一是国际化方向,不仅是因为我个人深受其益,更重要的是,别人已经探索了多年的路,我们可以直接去学,没必要再去反复试错。

很多人觉得国外的东西不接地气,其实不然,社工服务就是人的服务,只要服务对象是人,他的基本需求就不会有多大差异,国外的技术经验完全可以借鉴。

第二个是专业化方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追求。第三个是精巧化,我们不会做成一个几百人的大型机构,还是希望能在可控的范围内精心打磨我们的作品。

您可以为我们推荐点什么吗?

陈维佳:首先是一种创业的思维。我认为创业是需要学习的,要通过自己的学习构建一种适合创业的思维模式,每天在创业的琐事中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面,否则一方面会迷失,另外也会很焦虑,不会享受创业的过程。

我认为创业还是很有趣的,可以通过学习解决实际的问题和困难,至少比我以前写论文有趣多了。

另外呢,我推荐一部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相机,这个是我们发现生活之美的好工具,可以用它去捕捉我们眼睛忽视的一些东西。

第三是推荐发自内心的微笑。因为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旅游,发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只要把笑传递出去,都很容易拉进你和对方的距离。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虽然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做法,但你发自内心的笑,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像地基一样的东西。

第四个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国外看看,不管是为了专业学习,还是为了个人观察,到另一个地方都可以让你反思,你现在所在的社会好的地方在哪,不足的地方在哪,更重要的是,你看得多了,就会更包容、更接纳,这也是你个人塑造自己的过程。

一些社工学生毕业后迷茫,从业后倦怠,您有什么建议?

陈维佳:我在高校当老师那么多年,很了解我的学生,不管学哪个专业,都会面临很多职业选择上的困惑和犹豫不决。

对这个问题我可能说得比较虚,但真的是这句话在指引我——“follow your heart”,这是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的。遵从你的内心,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要浪费在别人的生命中,不要遵循教条,因为那是别人的规则。

我很多选择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不必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期待。比如我经常争论说,某件事没有意义,我一定是要把这件事想明白,有意义才去做。否则的话,我在做事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自我怀疑,会消解我的价值感,这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所以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我觉得更应该培养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一件事做还是不做,一定是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

来源:乐仁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