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圳市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 邓莲儿
社会上许多人，即便是社工身边，他们都谈“残”色变。
“聚聚散散物是人非，平平淡淡最终烧尽。不凡灿烂，明明白白，勇敢走向长满树的地方，不必唯唯诺诺。”随着2019中国好声音第一集的开播，火星人邢晗铭以她独特的唱功和形象捕获了两位评为的青睐。
“我找到工作了”。趁着好友的注意力放在电视上面，我试图把声音压低，欲盖弥彰的说到。
“嗯”，她心不在焉的问：“什么工作都好，只要不是之前的那个领域（残障领域）就行”。
我不出声了。
仿佛心有灵犀，好友乍得反应过来，蓦然回首。
我试着直视她，大声的说到：“是的，你猜的没错，是的，我投的简历全是这方面的，我要去做精仿社工”。
从前我是一名残障领域社工，正确的说是一名拥有医学背景的残障社工，从事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康复工作五年。2019年3月因私事辞去工作。现再次就业，从未有过转行的想法。尽管在投简历时好友如何在耳边唠叨，选择的岗位全部与精神康复者有关。
不知道这份莫名的执著来自哪里，或许是一个智力障碍服务对象的微笑，或者精神障碍家属感激的握手，又或者仅仅来自得知爱心企业接纳残障人士的感动。2013年入职某镇街残疾人康复中心时，我是一名非专业社工。2014年有幸跟随一位老师前往香港悉听了香港理工大学叶锦成教授的“情感互动于临床社会工作的理解与应用”的讲座，那是一个受益匪浅的旅程，那刻起，我便掉进了一个坑里，尽管这几年外界如何施加压力，我仍热衷于精神康复者的服务。
第一反应：我回到熟悉的地方了，精神康复，这才是我的专业所在。
第一天入职，立马接到了应急处置的通知，街道有名精神康复者病发，病发原因是停药两个月余。所幸的是深圳市几乎每个街道都建立了健全的“五位一体”精防制度，在初来乍到的情况下，仍有其他熟悉的工作人员告知我相关情况和工作内容。伴随患者以及家属来到康宁医院后，我们“五位一体”的工作人员发挥专业精神协助患者以及家属处理入院事宜。随后带领家属办理了住院报销手续。待忙完已是16：30，我才反应过来，啊，这熟悉的“味道”，我又回来了。
晚饭时接到通知，19:00需走访一位刚出院的康复者。我开始收集资料，查看随访需要用到的表格以及表格的内容。
家属初见我们时带有防备心理，随着精防医生的工作开展，我主动与康复者交谈，氛围稍有好转，在询问家属是否办理免费拿药后，家属显得较为激动。因免费拿药涉及到办理残疾证问题，家属认为会影响到康复者的前程与生活。其他工作人员都能理解，我欲语而止。
这让我想起从前的一个个案，一名精神康复者欲在某个知名企业工作，康复者与家属掩盖了病史，并在过了一段时间才告知康复中心社工。回访时，家属的回答让我记忆犹新。她说：“如果通过你们、社区，公司肯定知道仔仔的病史了，那工作就没有希望了，不告诉（社区、社工和用人单位），让他去拼一把，不行再回来，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家属眼中含着辛酸的泪水，当时我们在场的人员都无言以对。
精神康复者是否需要背负这个称谓被嫌弃一辈子？
叶锦成教授在《自我分裂与自我整合》书中提到：“精神分裂一直以来都是精神思想中最严重且较难治疗和复原的一种疾病。作为一名负责人又忠于社会心理复原信念的工作者，首先，应把精神分裂康复者作为一个有个人背景、经历和感受的完整案主，而不单是仅看到其精神分裂的病症问题和困难。”
以上叙述我个人理解为，精神康复者的发病，除了身体功能缺陷，还有受周围环境影响，如生命历程里所提到的从孩提时期到成年时期，群体以及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同理，他们的康复过程，除了功能缺陷是需要用药物治疗，其社会功能的康复离不开家庭、社区和社会的支持与接纳。
随着政府对此类人群的高度重试，越来越多关爱的政策随之落实，其实已经消除了大部分的歧视，尤其在就业方面的政策屡屡皆是。
在我看来，残疾证也是一张通行证，换个角度来讲，是一架桥梁、一个过滤网。正如垃圾分类一般，残疾证或许能帮助康复者过滤掉一些生活中不需要的垃圾，经过筛选留下的都是好的有益的。利用好这些资源，康复者便能更好的达到康复的效果。所以，不要害怕被嫌弃，不要害怕被知道，更不要害怕走出家门。勇敢的走向社区、拥抱伸出援手的工作人员，利用好有益的社区资源，这才是生活之道。
不惧过去不畏将来，我是一名精防社工。
不管过去我的身份是什么、有多少重身份，此时此刻，我是一名精防社工，这仅是我的第一天，我为自己打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