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社工很迷茫?体制内的社工怎么发展?王思斌老师如是说…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做社工很迷茫?体制内的社工怎么发展?王思斌老师如是说… 那是不是不在社工领域,这些问题就无关紧要呢?非也,这些问题实则都是“有思想的行动者”,或期待成为“有思想的行动者”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为未经思想洗礼的行动是禁不起考验的。

    来源 | 爱德传一基金

 

 

本文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王思斌老师与第13期传一沙龙(主题是“学术与人生”)部分参与者的互动实录。

 

参与这次互动的沙龙参与者主要是在读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已经有多年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提出的问题多与社会工作者的就业、发展相关,例如,学社工但毕业后没有做社工,是不是就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在学/做社工时遇到政策张力,怎么办?体制内的社会工作怎么发展?如何看待社工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关系?等等。

 

——那是不是不在社工领域,这些问题就无关紧要呢?非也,这些问题实则都是“有思想的行动者”,或期待成为“有思想的行动者”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为未经思想洗礼的行动是禁不起考验的。

 

那对于这些问题,王思斌老师是怎么想的呢?本篇实录或可体现一二。

 

* 题图素材来自网络@呆小呆逛京城

 

 

社会工作的理想、实践与理论研究

 

 

ps:经王思斌老师审订并授权发布

 

 

01

 

问:我是社工专业的在读学生,社会工作行业工资太低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比较迷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王思斌:确实,我在这行里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说话来忽悠(鼓励)大家加入社会工作行业,我说社会工作者要往前走,不能半途而废。有很多同学毕业后选择了社会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后来也发现,不少学社会工作的同学去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日子过得比我们做社会工作的好,怎么办?

 

我先举一个例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9年决定培养MSW研究生,北京大学于2010年第一批招生,至今,每年都有20-22个同学来读。2010级毕业时,一个MSW同学在我办公室外边打转,走过来走过去,但就是不进我的门,被我发现了。

 

我问他:“你在这儿来回转,干什么?”

 

他说:“王老师,我要毕业了,本来想跟你告个别,但是我不敢迈进你的门。”

 

我问:“有什么事情?为什么?”

 

他说:“王老师,工作单位我没选社会工作,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我接着问:“你去哪里了?”

 

他说:“我到一个公司做人力资源去了。”

 

我说:“这很好啊,人力资源不也是做员工适应工作、职业规划、社会福利以及职业发展方面的工作吗?”

 

他喃喃地说:“王老师,这也叫做社会工作吗?”

 

我说:“你得这么想,只有在社会工作事务所里面做一线服务的才叫社会工作,其他的做社会福利的、做社会保障工作的都不算了吗?我觉得算。你愿意到那个单位工作,挺好的,去吧。”

 

学生一大堆感谢,感谢我和我对他们选择职业的理解。

 

或许有的同学会问:“王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在社会工作里面吃苦,要坚持?”我说有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干这一行日子过得还可以,我希望你能坚持。为什么?这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和行业,在这一行里,你只要不是太在乎钱,你就会有很多人生的感悟和收获。

 

第二,如果你觉得现在情况和家庭不太行,支持不了,可以再考虑。为什么?一个社会工作者如果把自己变成社会工作对象了,这怎么行?对不对?

 

社会工作者也是有尊严的——我不能说可以多富,但是可以自主地生活。所以我说,大家愿意做这一行,我很支持,因为这一行是一个新的东西,在中国十分重要,在这个领域容易创新、出东西,帮助人,有成就感。做工商管理的,说起来很牛,但是做工商管理的人有的是,而且不是也十分辛苦吗?

 

有一个人问我,北大有一个叫钱理群的老师,他说很多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问我怎么看。我知道钱老师说过这话,也敬佩他的提醒。大家知道清华大学原来有一个副校长叫施一公。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发现清华大学的很多好学生奔着钱去学工商管理。他愤怒、辞职不干了,去西湖大学做校长去了,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觉得凭什么最好的学生偏要去盯这个钱呢?我也很敬佩施一公教授。

 

我不反对大家去挣钱。但是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为钱而去,好像有钱是唯一的,钱是最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作为一个大学生,后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追求问题。我认为社会工作的同学应该有个人追求,不一定叫奉献,而是社会需要我们这么做,我做了。当然,你说,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个地方给我的生活条件很差,那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先不做专业的社会工作。

 

我告诉学生,如果选做公务员,到民政系统、人力资源部门、社会保障系统、卫生部门、工青妇等,也可以。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当公务员,如果能很好地参与制定和执行一个社会政策,一定不会像现在有些官僚主义那么做——见着老百姓根本就无所谓、没感情,还有什么贪污腐败的,你一定不会这么做。你把政策执行好了,会帮很多人。

 

我下面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能够做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与一个在前线做具体服务的人比并不差,因为他帮助的人更多,一个好政策可以帮几千人,一个前线社会工作者可以帮一个人,但是可以帮得很深很细。所以当公务员也不错,做一个好的一线社会工作者也值得敬佩。

 

有人说到企业里去,是不是就离开社会工作了?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同学到企业里面做人力资源管理,帮助解决员工的福利问题、员工的成长问题,这不是我们的社会工作吗?这也是。年轻的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打官司没有钱,工伤没人管,人力资源部门管这个事情,做这种工作也是为困难群体服务,所以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我们的路就很宽。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做选择的时候,不是说做社工就必须去社会工作事务所,在一线有多苦我也不能离开。

 

前几年,我到中西部地区去,有的省市相关部门的干部告诉我,社会工作毕业生起薪一个月才两三千块钱。我说工资这么低大学生就走了,凭什么公务员一个月四五千、还有福利保障,给大学生只有两三千,这不公平。他说我们的财政开支有困难。我说财政开支少,你就少雇点人,每个社会工作者给多一点。我跟那些干部说,既然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就不要歧视社会工作者。

 

不然,我可以不应聘,我可以走,我去别的行业。后来,我听说他们也在逐步改变,工资在往上涨。大家看,现在深圳社会工作者的工资也要涨起来,北京的持证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一个月8000多元。但是,就是这样,社会工作毕业生也有走的,和有留下来的。留下来的觉得自己所学真正用上了,觉得自己有点自我实现——这个路是宽的。

 

我的建议是:大家能做就接着做下去,不能做先到另外一个地方(行当)去。如果在其他地方(行当)已经做好了,将来说不定你会回到这一行,包括做公益。经济上的成功人士也可以以你或其他名义设立社会工作奖学金,支持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不对?所以路是很宽的。

 

 

02

 

问:体制内的社工怎么发展?

 

王思斌:说到体制内的社工,如果有研究生参加今天的沙龙,大家可以把它做一个课题去研究。

 

我国政府把社会工作定位为社会力量,我们的组织叫社会组织,不是政府组织。实际上,很多国家的一些社会工作者是公务员,是国家开工资的。英国、加拿大就是这样的。英国的社会政策靠谁去执行?当然,有政府的公务员,但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的社会工作者。所以叫“政府社工”或者“体制内的社工”。

 

去年11月,香港社会福利署的人来北大交流,我跟他们见面,讲过一次课。这些人都是香港政府部门的社会工作者,都是从前在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岗位干得很好的人,后来政府通过招聘,他们进入公务员系统,但是他们的专业是社工,而且是比较资深的社工。他们做的都是与困境人士政策相关的服务,香港特区政府认为,有些敏感和重要的社会政策的解释、落实不能完全交给民间机构,必须由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解释。比如“吃低保”的问题,怎么解释低保条例?关于社会矫正问题,什么是未成年人保护?政策边界在哪里?这些工作都交给有经验的社工去做。这说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者没有被歧视。

 

我理解,大家所问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虽然我们进入政府体系了,但在做社工的时候,好像还是要按照从前行政、公务员的那套东西去做,没有依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去做。

 

怎么办呢?我觉得只能靠以后的合作,通过做一些创新服务,取得政府和社会承认,他们会发现社工做得很好,再有事情就会被看重。有的事件比较紧急、风险大,主事的政府官员会怀疑社会工作的能力。他们会担心:社工能做好吗?创新服务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实践。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我写的一篇文章——《我国社会工作从嵌入性发展到融合性发展之分析》。要有空间让渡的过程中,要让人家了解你,在做事的过程中被歧视的现象就少一些,这是要慢慢改变的。

 

广东的社会工作“双百”计划也是这样的,当时张和清他们在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吗?未必。后来他们做出来了,政府也承认,社会也承认。所以,我觉得社会工作的实践很重要,而且在这里边宣传提炼也很重要。

 

 

03

 

问:我是2018级社会学系的MSW,现在在广东“双百”计划做一线社会工作,我要问您的两个问题基本上跟我的工作是相关的。

 

第一个,张和清老师对我们社工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服务的理想主义者,做社会工作价值的践行者。但是我们在督导过程中,常常会发现很多一线社工他们不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他们只是把这个工作当作跳板或者是一个过渡。我们怎么去处理这种一线社工作为“理性经济人”和我们期待他作为“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一个gap?

 

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作为一线的社会工作者,我们也是社会工作的研究者,在这两个身份中,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给到我们。

 

王思斌:到“双百”计划中去很辛苦,但它已经做得很好了。前年我去了实施“双百”计划的肇庆市德庆县,看到了当地的社工站,做得很好,我也很钦佩张老师的理念:不能天天坐办公室,要到村子里面去,到老人和残疾人那里去聊天、建立关系。

 

新“双百”更大了,400个镇街都建站,每个站有5个专业社会工作者。说实在的,可能真没有那么多合格的人。专业社会工作者多在珠三角,粤东西北的贫困地区留不住人,所以张老师说要招当地那些懂社会工作、想做社会工作的人,就是本地化。第一期是成功的,但也有些人会流失,另外有些人是为了家里的孩子、父母而选择回老家做社工,实际上他们不专业。

 

我是这么想的,凡事都是从无到有。费孝通教授在40年前给我们讲社会学的时候,他说大家要记住:从无到有、先有后好,这是过程。刚开始就要做到很专业、不现实,所以现在我们说能把人稳住,这个事业就能做下去,制度出来了,有人愿意去做,就行。至于能做多好,就看当地政府、街镇支持不支持以及社会工作者自己的能力了。

 

“双百计划”也鼓励非专业的人要考社会工作师证、要学社会工作。关于“双百计划”,广东省民政厅有五年计划,工资也好、福利也好,支持到社会工作者,政府特别重视,广东做得真不错。只要有专业的人,我们就能守得住,不专业的人也能慢慢接受社工,在这个行业中留下来。

 

第二个问题,怎么做一线工作者兼研究者?在国内,我最钦佩的是在一线做服务的那些老师、学者们。为什么?第一,懂得理论、价值观、方法、过程评估;第二,面对现实,有实际工作经验。这些人是真正懂得中国社会工作的。我每次开全国性会议的时候都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请他们分享讨论各自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落地成效如何,能不能出一些文章。一些老师做得很好,但是也有一些老师陷入实务里出不来,实务做了,但没有写出文章来。

 

社会工作做了这么多东西,有模式、有方法、有政策指引,为什么自己想不出一个概念来呢?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有了论文,对不对?它出自哪里?出自于我们从前的、来自国外的社会工作的知识理论、框架模式与中国实践的对接及磨合。磨合得好,就出一个新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事情;磨合得不好,你就可能只知道实践,不能上升为理论。这一点大家一定不要忽视,社会工作知识和理论,大家一定要去学。学完之后你再看中国的实践,看哪个对得上。能对得上、又有所不同,我们就有创新,就往前走了一步。

 

我再说我自己所谓的一个实践。大家可能知道我讲过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嵌入”的概念是哪里来的?是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那边拿过来的,拿过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琢磨了一个新概念,叫“嵌合”。

 

“嵌合”是我想阐明的一个概念和理论,真正成为理论还要再深化和系统化,我还会再接着写文章。专业社会工作进入非专业框架,我称之为“嵌入”。但是真正“嵌入”了么?真正的“嵌入”和发展是什么机制?我觉得“嵌入”还得往下走,我称之为“嵌合”。“嵌入”的“嵌”,“合作”的“合”。这是一个新的想法,我想把它做成理论。大家将来也看看你的实践是不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我对理论很感兴趣,我对和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比如说社会行政、政策执行都比较敏感。我没有离开社会学。看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就想它们是不是与社会工作有关系?我就想这个概念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如果往前走一步,第一个概念是什么,接下来的概念是什么,我希望把它们理出头绪来,这就变成一个研究了。

 

10月份,民政部要在湖南开一个现场会,主题是在乡镇街道建社会工作站。为什么在湖南开推进会?因为湖南属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社会工作或许有代表性。建社会工作站就要有专业社会工作者,湖南有这么多专业社会工作者么?没有。

 

湖南的做法是先建立起来,帮助做好民政工作,社会工作站中有少量专业社会工作者,同时要求没证的要去考证(社会工作师证)。民政部社工司的司长说是“先嵌入、再发展(专业)”,社工和民政一起,先帮忙,再做专业。

 

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湖南模式”,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它不专业就怀疑,只要符合方向,慢慢发展也可以。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框架就是这样的,不能太理想化。如果完全看不起这类社会工作站,说它不专业,只有我们专业性的才行,可能就比较自大了。自大了之后叫做“曲高和寡”,调唱得很高的时候大家跟不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先有后好”是现实选择。专业社会工作的普遍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里边我们体会什么叫做专业,什么叫做文章,什么叫做学术。

 

 

04

 

问:我是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社会工作在读本科生,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看到王老师,因为我们学的教材都是王老师编写的。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王老师:

 

通过对社会工作的学习,我了解到社会工作者是一个资源整合者,它除了要运用到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去依靠其他学科,比如说法律,比如说一些服务,社工有可能会与其他的专业知识形成一个融合。我想去学一门财务管理,但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对我从事社工行业有帮助。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就是不知道学财务管理对我的社工专业有没有什么帮助。

 

第二个,我自己在学习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其实思维更偏向于社会学一些,如果说以后在考研的时候想要去报考社会学,社会工作在报考社会学上有没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王思斌:你的问题提得都很实在。

 

第一个是关于学习专业的问题。社会工作凭我们现在这点知识真是不够的,我在很多文章里面写过,社会工作当然需要法律、需要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成不了行家,但也要是杂家。比如,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我们做社工十分有用,我们讲“人在情境中”“需要系统思维”。

 

社工很强调说要做一线服务,实际上一线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不只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最近,我看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建设》杂志中曾华源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不要以为社会行政就不是专业服务,一说专业服务就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做社会行政的不专业吗?不懂得社会工作,怎么做社会行政,那可能就是官僚主义;懂得社会工作,推行社会政策,就是社工的专业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知识是很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很窄,在与他人合作的时候,连别人的东西都不懂,就没办法合作。

 

学财务管理,对社会工作专业一定有好处,因为做一个项目不懂财务可能会出问题,特别是对社会工作行政人员来说,更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展的问题。你对宏观的东西感兴趣,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要说一个实在话:考社会工作的研究生要比考社会学的研究生容易。我给你说这么一个事实:社会学的研究生是学术型的,社会工作的研究生是专业学位。

 

这些年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政策有一个引导性取向:在硕士阶段,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压缩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各个学校都在把学术学位研究生向专业学位上转。从前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当系主任时,40多个硕士研究生都是三年制的学术类的。而现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专业招40多人(纯社会工作的MSW研究生20人,社会政策和评估方向20人),社会学、人类学专业招20多人。

 

各个学校都按教育部的要求把三年制的学术型研究生往专业学位这边靠,这是国家的政策。招收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校和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学校比例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你说自己有志于社会学,也很好,有的学校不强调你是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学出身,只要你考得好就行。但话说回来,一些学校还是比较在乎的,比如在理论深度上不太一样,社会学对理论的要求高,这时候你就需要将社会学多学一些、积淀理论。

 

另外,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统计分析上相较于社会学专业会浅一些,你考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别卡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的两个比较实在的建议,具体的你可以比较和选择。

 

 

05

问:鼓励社会工作的学生走出校园去实践、去增长能力,这样对其之后的发展会不会更好一些?

 

王思斌:在北大,我会强调,MSW是一个实践型的研究者,也是一个研究型的实践者,这两个是一起的。在大学里面我说需要培养学生,老师带着学生去社区、去乡村,形成一些想法,那些想法是社会学的还是社会工作的,很难说。

 

因为社会工作本身没有很成型的理论,理论都是模式理论,现在中国社会工作者遇到的问题就是模式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这需要反思,我们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政策问题和制度问题。我在面对和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把社会工作的问题和社会学的理论嫁接到一起,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工作的问题,同时往前走一小步。

 

学生将来怎么办?可以走这条路吗?当然。要是做学术,就必须走这条路;做实务的话,也要尽量多懂些理论。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学会有三个任务:

 

第一是全国的社会工作师考试,我们组织专家出题,除了助理社工师和中级社工师,高级社工师也设立了,很快就要评了,从中级到高级是要有理论的。在高级社会工作师全国考试中,通过率不高,完全做实务的人,理论不行的都没能过。除了笔试之外还有面试,面试就是实务,实务做不到的话也过不去,理论和实务我们都考核。

 

第二是制订各种社会工作服务的指标体系,例如,什么是青少年社会工作,什么是学校社会工作,该怎么做,有多少指标,为什么,等等。

 

第三是将我国的社会工作服务,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提高一步,要能和国外同行在更高层面交流。将实践和理论放在一起讨论,这样大家就有一个平台。将来我们也可以多推动一些,高校的社会工作老师要与当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更多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服务质量,也使学生有合格的社会工作实习机构,在实践中成长,使大家有“社工家”的感觉。

 

 

06

 

问:我现在是一名本科生,对社会工作还有热情,也期待去实践,但社工行业的某些“异化”发展,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抑制“异化的发展”?

 

王思斌:社会工作在中国这么多年,到国际上一说,发展得快是一个成绩。但这么快是不是有问题?比如有的社工机构里面,社会工作者天天写计划书,遇到检查就开始编案例,这就有些异化了。本来应该诚实为别人服务的,结果变成走程序、弄项目。一个东西快了之后,容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里面什么都有可能。

 

一个有自信心的人在里面可以做得好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否则到哪个地方也做不了。往大里想,中国哪个地方没有一点问题?干部会贪污、企业会赔钱。我跟同学们讲:不要把社会工作说得太神圣,也不要把它说得太理想。中国的现实就是现实,如果你说社会工作能干什么,其实就是专门为别人服务。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有理想,但也要立足现实。如果不这样的话,去哪里都会感觉到是漆黑一片。

 

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要反思大学教育。大学教育里面说社会工作者是为别人服务的,与白衣天使类似,但我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我们社会工作讲“人在环境中”,社会工作对象在环境中,其实我们的社会工作者也在环境之中,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和别人对比的环境中。但只在理论上说这个东西就不太现实。

 

那我为什么讲理想?因为我是老师,老师应该传播理想。社会工作就是应该有理想,但是理想并不等于现实,公务员没有理想吗?为什么那么多贪污呢?所以,我们还说,面对不满意的现实,我们要去努力改变,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我刚才说的学术方面的“超前半步”也符合我们社工的实务。

 

面对环境中的问题,我们会强调“出污泥而不染”,这个要求是对的,否则社会就会一片污浊。但是,你也很难说我一点也不受环境的影响,好像在“世外桃源”。社会工作强调改变,实际上,社会工作者自己也需要反思。改变不好的东西,使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变得更好,使社会变得更好,这是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我们要正视现实,但也要有理想,理想是重要的。

 

 

07

 

问:我现在其实是一个特别迷茫的阶段。我是社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读了社会保障方向的学术硕士。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好赶上寻求专业社工职业发展路径的时期。我将本科和研究生同学都捋了一遍,发现到目前坚持下来做社会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在职业选择方面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刚毕业的时候不敢进社工圈,因为虽然高校老师都纷纷在成立社工机构,但基于对这个行业薪资的了解,我望而却步,去了企业做人力资源。两年下来之后特别痛苦的地方在于,多年的社工专业训导导致我在看问题或看待社会的时候带有一定的问题视角,就是骨子里对于不公平、不公正会自然萌发出一种愤慨。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跑去一个国家助残机构做了社工,从一线做起,但在过程中面临到政策张力的时候,又觉得非常无力。之后,我又开始了第三次职业选择,我跑去了基金会。

 

在起步阶段,我认为自己会有一些发挥的空间,直到今年疫情,我所在的民间基金会也无法回避一些问题。刚刚王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叫“协同”,我觉得在疫情中自己能对得起老师们所教导的,去发挥一个社工的协同作用,但悲哀的部分在于无力感也体现得足够明显。当很多资源被统战部直接拿去统筹统配的时候,我很无力。

 

当我的小师妹问我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她说:“学姐你告诉我,医生还有高光时刻,他们为了医者的职业光芒,可以守住一些东西,我们社工在疫情中也倾尽了所能,甚至我个人已经出现了PTSD,但为什么国家最后都没有提及我们?”

 

老师刚刚的分享确实给我了一些安慰。在面临专业断层和职业发展的瓶颈期时,有时候真的难以自持,理想和现实的撕裂感是很强的。我想问,面对政策特别不友好的就业环境,我们怎样去寻找一个支持体系,而不是让我们助人者反而成为一个救助对象?

 

王思斌: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转来转去还不离开社会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坚持。虽然你换了好几个职业和岗位,但还是在做公益,这也是我们社会工作者的定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定力,我们就说不去做了。你说你的同学中很多人都没从事这一行,这是选择的自由,因为他们有那种需要。我也说过,如果大家学了社会工作,我就不相信这4年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培养在他(她)心里没有一点烙印。我认为应该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往前看。

 

我跟本科生经常讲,社会工作专业也是一个通识性的专业,与社会学一样,大家都应该了解这个学科专业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有人性、都有对社会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能说社会工作比其他专业神圣很多。医生很神圣,律师也很神圣,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也很神圣。

 

大家知道国外做社工的人很多有宗教背景,在家庭里就受到宗教的熏陶,要帮助别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不是基督教背景,我们是儒家传统,要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国家的文化和体制与我们教的东西是有距离的。我们讲的许多社会工作知识来源于西方,但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不同,所以专业要适应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应该吸收国外好的东西,比如,追求正义、建构社会关怀。社会工作能够帮助最困难的人,使人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就是社会工作者自身应该感觉到的高光。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形成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双向信任。中国的公益事业、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都会有一个民间和政府之间的磨合问题。刚才我说的“协同”,可能地方政府方面也做得不够。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在这样管公益组织?政府部门把资源收过去,是给了应该给的服务对象了么?效果怎样?政府也要有交代。如果政府能做得更好,我们乐见其成。

 

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我们还是要以乐观的态度去看它的发展,希望有一些制度上的改进。我觉得社会工作者要拿得起、放得下,遇到挫折,想法解决,往好处做,这也是一个定力问题。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要有专业感情,但是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也需要专业理性。对服务对象要有情感,具体行动要有理性,这两个应同时存在。

 

 

特别致谢

 

 

特别感谢志愿者蒋未来(昵称,广东社会工作从业者)、实习生宋立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利用业余时间帮忙对王思斌老师的现场分享速记稿进行了高效而优质的精校。

 

注:具体信息要以官方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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