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此次疫情防控凸显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04)  作者:李强 卢尧选

 

摘要:此次疫情防控凸显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剖析了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治理载体、行动体系、组织结构三个方面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征。通过对疫情防控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总结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模式,以及科技支撑对治理创新的重大意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考,因为基层是抗击病疫最为基本的环节,“防疫要落实到单位社区、居住社区、小区、院落、居民楼、每一辆公共交通工具、每一块有人群的空间,直到每一户、每一个人”。我国之所以能够把病毒爆发之势扼制住,非常重要的体制原因就是现有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发挥了极大的效能。社会治理的重心迅速下移,小区、社区、所有的基层组织、基层力量成为抗击病疫的前线阵地。社会科学研究者非常有必要对此次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关系作出剖析。

 

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第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载体是社区

 

社区治理模式的完善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高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要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加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笔者认为:社会治理也就是治理社会,在中国的场景下,社会治理就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激发社会活力和法治保障为手段,以保障改善民生和追求社会和谐为目的,以社会共同体(社区)为载体的治理社会的活动。所以,促进多方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实践。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操作化,很多地区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目标,例如以财政支出提供社区娱乐医疗及市场服务、动员居民参与并提供公共服务,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区及物业事务的有序开展等等。

 

社区是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成效的决定性环节。社区是人民群众赖以生活和生存的基本场域,它既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结合面”,也是各种诉求、矛盾、利益与群体的“交汇点”。具体而言,基层社区组织,要负责基层街道及上级部门指令的落实和执行、体察并汇集社区居民及单位的诉求及问题、化解指令执行中发生的矛盾、协调居民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交叉立体的工作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日常实践,因此社区治理能力的强弱是整体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总之,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社区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个部门下达指令、提供支持、监察监督,而社区则承担落实的义务,发动群众和基层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社区是有效激发广大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积极性的重要场域。社区的重要特点就是人群的聚集。社区是生活性的常住空间,也是最有可能发生邻里互动的地方。在社会学中,社区也就是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概念强调了在固定的不太大的地域边界内,人们的密切互动,及其可能产生的共享的情感、规则等。这些规范之所以是共享的,是因为能够支配社区成员的共同行动,引导大家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这样的社区或者社会生活共同体,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和各个角落。规则的产生及内部的互动都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特征,即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协商处理、成果的共同享有等。今日的社区依然存在这样的特点,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需要人们共同维护社区的秩序和环境。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离不开所有社区成员的协调行动听指挥,大家共同遵守社区的防疫规定,共同维护社区安全。

 

第二、基层社会治理是多方参与的行动体系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套行动体系,是一个在党领导下,协调行动听指挥的行动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国家、基层党组织、群众、企业、居民、物业公司、业委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行动主体,而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则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疫情的防控动员到了每一个个人。可见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严密而扎实的,是明显区别于国外基层社会治理的,因此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基层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此次疫情的防控凸显了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当国家提出行动计划之后,各个机构、部门和企业的员工都回到了自己居住的社区和小区,承担起疫情防控的社会角色,变为社区志愿者、报到党员。虽然每个人在病毒面前都是脆弱的,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控制疾病传播的,但居民主动从自我做起,减少出行、减少社交、减少聚集,共同维护和享有小区安静与安全的生活环境。如果广大居民不愿遵守隔离规定和聚集规定,不配合社区工作的防控检查及出行要求,那么疫情就会在社区中爆发,进而引发全社会的风险。

 

基层社会治理能够动员各类组织,形成基层防控瘟疫的合力。市、区、街道三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共同分担居委会和社区、小区工作者的防控职责。城管也深入社区一线,监督物流摆放地点,降低社区人员聚集的风险。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捐赠防护物资和生活用品、社工机构组织力量进行线上心理疏导、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传递底层需求。企业也参与基层疫情防控,驻区单位、中介公司等也为社区防疫投入财力和物力,帮助社区工作者执行卡点检测等防控任务,尤其是回流租户的管理。各行各业为社区防控积极捐赠物资、电商承担疫区基础物资的运输、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公司提供检验检疫智能设备等等。

 

第三、基层社会治理是不断演进完善的基层组织结构

 

众所周知,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并不是为应对疫情防控而临时创造的。如果追溯历史的话,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建立了严密的基层治理体系。学者黄宗智认为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同时带有国家与社会互动性质的组织。一方面高度嵌入社会,一方面又与非政府的社会不同”,党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是不变的显著特征。1954年城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及村居委会都已建成。城市的居住社区一方面有多种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如家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等,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单位制建设,把隶属于单位空间的社会生活统统纳入到行政管理体制中,收编了一些基层群众组织。单位制及街道和居委会体制构成了严密的基层社会管控体系,覆盖了城乡生活的各个角落。农村也普遍建立了党的支部体系。党政系统建成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一直发挥着作用,为日后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框架性支持。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生很大变革,一部分基层社会治理事务交给了市场和社会,单位、人民公社、某些行政力量退出基层社区治理,一方面给居民和新生组织留下了自主活动空间,但另一方面一些基层服务保障也出现漏洞,在创造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在这一时期,虽然人民公社和单位渐渐撤出基层社区治理,但是党的工作和影响始终是渗入基层的,城乡都重视基层党的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强调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重视让更多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由此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更为多元、有效性更为明显。十九大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与协调地位,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有了这样的基层组织体系后,就能够对基层实现较为严密的治理措施。此次全国上下已有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协调下,城乡社区内的各类组织为病毒的社区防控发挥了直接功能,农村中有村委会、村民小组、合作社,城市中有居民委员会、楼委会、院委会、居民自组织、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等,各式各样的组织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提供重要的组织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全面参与的作用,将14亿中国人都带入到疫情防控中来。 

 

二、疫情防控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模式

 

严密的基层防控网络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层的群众、企业、社会组织都统一行动听指挥,那么在疫情防控中是如何织起严密的社区防控网络呢?上文已经提及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行政指令与群众需求的汇集点,社区不仅是居民的生活空间,还是各类单位、组织的生产生活空间,因此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基础性。如果要回应和解决上下通畅的基层治理需求,就要调动更多的资源,最终目的是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以共同解决问题。我们观察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构建严密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动力,是协调基层各方主体和动员多方参与的重要经验,具体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工作模式。

 

第一,疫情防控中,发动多方社会力量、实施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

 

社区本身就是一个以自治组织和自愿性质活动为主的场域,因此实现基层社会应有的规则与组织秩序,就需要多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以疫情防控为例,2003年SARS的防控经验证明,社区层面的人员管控是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无法对社区的往来人员进行监控及控制,这种人传人的病毒也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基层社区的行政力量弱,行政权限少,而发动各方力量是实现快速有效精准管控人流的唯一方式。我们知道,在科层体系内部,层级越高管控的范围越广和组织资源的能力越强,党和国家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引领者,如果能发动基层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就能高效实现管控下移的目标。俞可平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更取决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所以应该为基层主体的参与创造更好的条件。无论是在内防扩散还是外防输入阶段,都需要发动居民参与,以便对进出人员、社区居住者、密切接触者、需执行居家隔离的人员实施密切监控和管理,并且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也印证了多方面的社会动员与居民参与的密切关系。仅以北京为例,今年二月初,机场、车站和检查站的人流都涌向社区,居家隔离的管控责任直接下移到社区。自2月14日起,所有来京人员都要执行14天居家或集中隔离的规定,但是一些居家隔离者及其亲友不愿遵守禁足令,出现了隔离者亲友冒用出入证、隔离者伪造出入证等现象,甚至出现汽车后备箱藏人出入的事件。一个社区的常规工作人员数量一般也就在20人左右,其防控实力难以覆盖一个或几个上万人的小区,社区志愿者的参与能够将防控人员数量提升到百人左右。他们通过协商合作共同建设小区防疫安全,共同治理社区防疫公共事务,共同享有小区无疫成果。“如果近 14 亿中国人都能成为有理想、有信念、讲道德、守纪律、负责任、有本领的高素质的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中国人也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重”。

 

这其中既要有效发动社会力量、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共同协商参与社区治理,也离不开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动员和教化。居委会工作人员会通过协商的方式动员居民承担志愿者工作,在小区卡口负责检测和核查。居家党员和居民也积极响应单位的号召,主动向社区报到,承担小区防控志愿者的工作,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被动员的社区积极分子不仅主动分担专职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也积极发动身边的群众参与疫情防控。根据北京很多社区书记介绍,反而是那些被隔离14天的居民更容易理解居委会的良苦用心,他们更容易被动员到社区防控中,为新隔离人员输送物资。小区防控志愿者们的工作安排并不是强制性的,他们与社区工作人员及其他志愿者借助微信群等方式协商排班时间,根据自己的时间情况灵活掌握参与进度。从社区生活者转换为疫情防控的角色,体现了主动协作的特征,疫情防控角色之间的配合体现了民主协商的特征。社区工作也离不开教化的方式,在日常防控中,会经常遇到居民不佩戴口罩、口罩戴在下巴上等风险行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常常通过调解、说教和游说等方式教化社区居民,以遏制不文明行为的发生。不遵守相关规定的居民可能与志愿者是邻居或熟人,此时教育发挥了重要功能。社区工作者用讲道理唠家常的方式促使居民配合并理解并遵守防控要求。 

 

第二、疫情防控与资源下移、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资源下移指人力、物力、财力等实质性的力量和支援直接朝社区层面下沉。下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基层社会积蓄的矛盾,往往涉及社区之外的资源与政策,这也是很多地区想尽办法调配街道及区市人员及资源到基层的原因。例如北京市基层社区通过“吹哨”制度,促使街道部门“报到”,共同协调解决社区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通过一次次座谈会,解决了很多困扰居民的小区产权、道路、基础设施的问题。从疫情防控的实际工作需要来看,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朝向社区精准投入资源。由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防控任务必须层层向下落实,无论是单位社区还是商品房小区,院落楼房亦或是单元,每一块有人活动的空间都需要进行极其精准的管控。这无疑给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带来超负荷的工作任务,居委会30个左右的工作人员要监控和管理一个小区或几个小区的人口信息及流动情况,而一般的高层商品房小区住户不少都达到万人上下,成都也有超过十万人口的商品房小区。可想而知,登记、隔离、门禁、监管的工作量有多大,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源下沉到社区,以协助社区工作人员来完成特殊时期的精准防控。

 

人力资源下移是指将原来配置在社区以外的人员调动到社区防控之中,既包括体制内力量,也包括体制外力量。市、区和街道各个部门的公务员固定参与防控工作,这其中也有很多人是管理者。一些国有性质的物业公司,也将公司行政人员派往社区增员救火。那些居家办公的在职党员也响应原工作单位的号召,帮助落实门禁守卫、检查出入证等工作。体制外力量主要指学者、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社区规划师、以及其他参与到社区防疫的企业单位和组织。体制外力量的出现对小区出入口的管控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在防控工作中,很多专职社区工作人员两个月来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回流人群可能出现的风险及随时发生的社区矛盾都威胁着社区防控,这种工作压力促使他们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负担。社区工作者和社区规划师不仅能直接分担管理及检查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专业知识来疏导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尝试解决社区防控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一些热心学者和科研工作者主动深入街道社区,与工作人员交谈,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建立沟通的平台,对工作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有的还将个别社区的经验做成治理范本,以供其他社区分享借鉴。

 

物力下沉是指上级各部门及社会力量快速配置社区抗疫所需各类物资。春节前后天气还比较寒冷,民政救灾专用的帐篷被快速配置在每个社区的门口,为进行登记检查的工作人员遮风避雨。入春入夏后日照时间渐长,街道给很多社区都配置了防疫阳伞,给站岗执勤的工作者提供阴凉。为降低取送快递的聚集风险,各部门也快速为很多小区修建了专门存放快递的货架,有得被统一布置在入口处,有得则打通围墙提供无接触的快递配送。财力下沉则更好理解,在这次疫情中,对社区的抗疫工作者进行直接的经济补助,虽然每个地方的补助标准不一样,但基本都按天发放补助资金。另外还包括赋予社区更大的财物自主权,尤其是党群服务经费的使用问题,提高了社区书记审批金额的上限,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

 

第三,提高基层治理的规划水平

 

社区规划与基层社会治理有密切的关系。社区规划不仅引导社区居民参与规划,还倡导共同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共同享用社区公共空间。社区规划是把陌生的社区变成居民普遍参与的社区,不仅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参与度高的社区自然更容易统一行动,这样的社区对疫情的防控更为有效。

 

具体而言,参与式规划实施的前提是具有参与性的居民或团体,更加依赖于社区群体而不是设计师。居民参与式社区规划更聚焦于社区本身问题及需求识别、社区居民的设计参与等几个方面,旨在走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蓝图式规划,迈向自下而上的营造性参与性规划。总而言之,参与式社区规划既以社区共同体营造为手段也成为规划实施的目的。一般情况下,能够开展参与式规划的社区都具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力,而参与式公共空间的建设又进一步提升小区整体交往质量,为更高层次的居民组织化发展提供基础。

 

笔者主持的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就体现了参与式社区规划的下移特征。“新清河实验”的社区空间改造实验选取公共服务起点较低的阳光小区为对象。实施的步骤可以主要概括为小区空间问题及需求识别、多元主体赋能参与规划、规划实施三个部分,仅多主体参与规划阶段就经历了“社区调研—居民访谈—多稿设计—居民参与设计—方案调整—联席会讨论—方案优化—公众咨询—方案修改—联席会讨论—方案公示”等环节,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其中参与的主体有业主、租户、居委会(居民议事委员)、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等多个主体。可以看出社区内的多元主体参与是规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以往带着既定方案下社区的方式完全不同,社区规划师并没有提前设计好的目标和方案。当阳光小区的三角地建设成功后,“激活了众多居民兴趣群体的同时,也带动和培育了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活动之中,沉闷的社区一下子就有了活力”。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清河地区涌现出很多感人的防疫范例,清河地区没有发生任何一例感染者。

 

三、疫情防控中的科技支撑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19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社会治理的基本方针上新增了一条“科技支撑”,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已有的成熟平台在第一时间派上用场,大数据技术及其他科技设施的应用也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水平,在维持基层社会秩序和应对突发事件时,实现了以往传统治理难以实现的精细化、科技化治理。尤其是已有互联网平台的应用,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因为这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已被老百姓普遍使用,能应需求和场景快速调整。应用便利和可及性高的技术,更容易吸引更多群众主动应用。总而言之,基层社会治理利用科技手段千方百计解决基层民生需求,提升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为居民更进一步参与公共治理提供良好的环境。

 

第一、互联网平台与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特别强调居民参与的重大作用,如果善加利用老百姓常用的社交软件,就可实现公共事务沟通的快捷化、时时化。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很多城市社区都组建了自己的网站、论坛、贴吧,“居民很容易形成以小区为单位的网络群,并反过来敦促基层政府及时回应其多元需求”。近些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在终端上的作用更加凸显。实际上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微信”群“QQ”群已经成为居民组织化、志愿者组织化、社区需求识别组织化的重要工具。很多社区利用微信建立了网格群、楼栋群、单元群、志愿者群,有些又以其中的某个群为中心,孵化出各种功能性分支群。那些基于真实地缘关系的线上社群,更有可能营造出具有紧密互动特征的共同体,是建设居民自治组织基础的重要手段。例如实名制的单元群,不仅可以实现信息的上传下达,下情上达,也便于居民自我组织楼门活动、营造楼门文化。以南京某小区为例,业主“阿甘”与邻居自发组建的楼门微信群,虽然起初以生活互助为目的,但通过楼门文化活动的组织营造出了楼门共同体。在生活方面,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常常受到邻居的照顾,新加入的业主也会受到热烈欢迎,逢年过节包饺子贴对联更增进了邻里情谊。在社区治理方面,那些有建筑知识的业主推动楼门共同体,共同完成了单元门坡道的设计、招标及施工。在民主协商方面,物业公司主动关注楼门微信群反映的不满,建立沟通热线积极联系业主,主动化解矛盾。疫情爆发之后,社区居民利用微信群通知防控及隔离信息,相互协调出行时间,共同帮助出行不便者。

 

在疫情防控中,已有互联网平台快速改造社交软件,使其能应用于特定场景和特定需求。安装微信或者支付宝后,市民就可免费使用新开发的小程序,其生成的健康码可以证明当事人的健康情况。居民只要拿出微信和支付宝,扫查验二维码或者直接点击小程序图标便可以完成查询。看似简单的小程序,实际上集成了许多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后台系统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搜集个人出行、就医和人脸信息,并与管理部门发布的信息相集成,最终以健康码的各种颜色呈现居民健康状态。目前越来越多的省份互通了健康码识别系统,不仅增加了社区回流人员的便利性,也减轻了社区工作者核验的难度。设想将来疫情结束后,这些科技系统依然可以发挥作用,给未来社区治理精准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有社区定制APP服务、建设社区微信公众号,把公共事务办理、居民意见反馈、通知下发的功能全部集中到APP和微信公众号中。尤其在超大型社区,这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能提升社区治理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在提升社区办事效率方面,微信公众号可以将街道等上级公众号嫁接其中,居民只要单击一下外链图标,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街道、区的办事平台,实现卫生计生、社会保障、户籍管理、房产管理的线上办理。在便民服务方面,居民可以足不出户,以屏对屏和键对键的指尖模式获取诸多服务,如物业报修、咨询建议、送药上门、家政服务等等。在成都市的某一超大型商品房社区,常住及流动人口达8万余人,居民通过社区自制APP,就可完成所有物业事务的线上办理,也可利用APP为亲友办理社区电子通行证,实现刷脸入园。社区APP还有强大的生活服务功能,将社区及周边的商家优惠信息、政务信息、交通信息、民生信息、二手交易全部线上化,社区居民可足不出户购买米面粮油、蔬菜水果、清洁日化等生活用品,还可预约保姆、月嫂、保洁,轻松搞定繁琐的家务。社区APP运营费用受到街道、社区和入驻商家的多元保证。 

 

第二、科技支撑应对突发社会治理困境的重大意义

 

科技应用的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可及性、快速响应性、信息连通性三个方面。可及性是指,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群众和防控工作者快捷获取和使用疫情信息的可能性。病疫信息可及性的普及,大大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对居民而言,智能通行软硬件在社区的应用,可以把具备图像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与手机终端连入信息后台网,方便社区居民在手机APP上输入访客信息,为访客提供通行二维码。访客可以凭头像和二维码出入社区,科技应用降低了现场办理的接触风险。还有很多手机软件免费为广大市民整合疫情传播数据、更新小区风险信息、汇总疫情小区地图。科技还提高了科学防护知识的可及性,同样基于手机APP,将科学防护、病毒知识、复工防护、出行防护、口罩使用的详细规则和官方解读尽数提供给用户,并且根据最新疫情变化进行更新,对极易造成误解和恐慌的“虚假信息”进行辟谣,提高了用户对真实信息获取的可及性和便利性。政府部门也借助微信小程序给市民提供便利的信息和服务,例如快速查询高速服务区的关闭情况、景区的开放情况,提升了公共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取性。对于基层管理者而言,新技术也能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以北京推出的“京心相助”和“健康宝”两款小程序为例,分别应对来京人员的登记及京内人员流动审核需求,基层社区借助该程序精准把控社区安全线。居委会在“京心相助”上录入来京人员信息,居民以此入园,并连续上报14日体温。经居委会审核后,“京心相助”出具证明,满隔离期的居民方可出入社区,凭“健康宝”的绿色码出行,大数据的介入省去了小区人工审核的成本。

 

快速响应性是指,在基层社区风险管控中,借助科技手段快速识别和管理风险空间和风险人群,提升风险预防与化解的能力。科技公司将时时抓取的疫情数据与官方发布信息汇总到手机终端软件,社区管理者可以方便监控和监督人员健康状况。例如支付宝和百度APP都推出了接触者速查的工具,使用者可以查询到自己乘坐的航班或车次是否有可能的病例。新型科技设备在基层社会中的安装和应用,可以提升社区治理的快速响应性,也能减少防控工作给居民带来的不便。人流监控技术极大提升了疫病防控效率,例如小区门口的红外线体温检测设施和联网的人脸识别系统,能快速从人群中筛查出发热病人,并将相关信息数据化上传治安网络,给公共安全提供无缝隙的安全保障,防范于未然。

 

信息连通性是指,基于科技的应用,并没有因面对面交流的限制而失去互动与获取信息的机会。人员流动、隔离、聚集的限制性措施直接降低了人员日常交流的可能,阻断了信息连通的传统渠道。而科技的应用给出了信息连通的替代性方案,对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意义重大,在面对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社区为窗口,新型硬件设施可以连通居民需求和上级政务机关。一些地方在社区人流集中的地方安装智能政务设备,居民可以借助这些硬件终端操作政务查询、政务服务和生活服务功能,这相当于将原来摆放在政府办公大厅的机器直接下移到社区,免去了居民出行及聚集的时间成本。一些城市将缴纳交通罚款、港澳通行证签注等多项业务下放到社区终端。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软件满足了群众方方面面的需求,钉钉、企业微信、腾讯会议、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办公教育软件实现了远程沟通和远程教育,很多高校毕业生以此通过答辩,一些重要会议也顺利举行,提高了居家办公的效率和质量。信息技术低成本的广泛应用,满足了大多数生产生活需求,连通信息的同时,为突发疫情下的正常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小结

总之,新型冠状病毒是无视阶级、人群、区域、国界的流动性社会风险,因此各国都试图把病毒的防控放到社区中来进行,希望把人口尽量控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范围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就是控制病毒扩散的关键变量。大城市和超大型城市在应对疫情时,风险增量更大,风险存量更高。人们生活、购物、工作、出行形式都具有高聚集性特点,仅就生活而言,动辄万人的小区,其水、电、暖及生活用品的正常供给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居家隔离人员生活物资的运送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次考验。按照中国城市市区人口计算,目前中国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有161个,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有62个。而按照美国大都市统计区和小都市统计区的标准,即人口超过1万并包含有经济联系的周边区域和县的标准来测算,美国200万以上的都市群仅有31个,结合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大城市的基层社会的聚集性要远高于美国,所以,面对此次疫情,中国的防控难度是非常高的。迄今为止,中国防控疫情的成果、成绩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应该承认,这些成果成就与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颇具中国特色、也颇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已有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延续于建国初期,后来在共和国七十余年的建设中又不断根据新的形势改革完善。当然,重视党政对基层社会的领导是不变的主线,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也有很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体现出以基层社区为载体、共建共治共享、多元参与行动体系、强调群众主体性等特征。通过对疫情防控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发现基层社会治理有几种典型的工作模式,通过发动多元参与、管控下移、资源下移、规划下移来构建严密而扎实的基层疫情防控网。各种成熟社交软件及各类大数据技术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现代化的步伐。

 

当然,在基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明显的“短板”效应,一些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因此小区卡口看管松懈,给社区防控带来巨大压力,很多区级层面的管理干部都不得不下沉到此类小区。从长远来看,应该积极引入物业的力量。南京的老旧小区通过硬件设施的改善,让居民达成缴纳物业费的共识,再加上政府的适当补贴,日常的小区管理便可以正常运行。当然,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某些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的阻力巨大,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一些体制内的居民往往更加难以沟通和协调,背后的关系盘根错节,甚至需要联系所属单位纪委,才能协调解决。总而言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庞大的和多元的,既要处理好基层的实际事务,也要从宏观的层面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通过此次疫情防控,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很多新的难题和新的任务,我们还需要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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