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道与农村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杨开道与农村社会工作 杨开道转行从事行政工作和其他科研工作,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筹委会主任、院长,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晚年精心研究明代户口问题,完全离开了农村社会工作领域,直到1981年7月23日逝世

文/彭秀良 原文刊发于《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7月(上)

 

在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除去领导平民教育运动的大名鼎鼎的晏阳初以外, 还有一位集实务操作与理论构建为一体的社会学家也投身到农村社会工作中,他就是杨开道。

                         

早年立志作农民的朋友

 

杨开道,号导之,1899年6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北渡村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年就学于当地的一所私立学校。1920年2月入上海沪江大学预科学习,同年9月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专业,学习作物育种。1923年夏天,杨开道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的洪武棉场实习时,“不知不觉地感觉到农业界有一个重要缺点,一天到晚拼命干着,毕业了充当一位助教;就是到外国跑一趟,挂上一块金字招牌,也不过一位教授”,而农民“还是在那里吃苦,在那里发愁,和国内农学士、国外的博士没有一点缘份。”有了这样的认识,杨开道“不愿意再作和农民不相干的助教、专家、教授,而愿意作农民的朋友,作农民和专家中间的介绍人,使专家能够服务农民,农民能够利用专家。”

 

1924年,杨开道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他怀揣着“以农立国”的抱负,选择了赴美留学,先后在衣阿华农工学院和密歇根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27年7月,杨开道学成回国,受聘于私立上海大夏大学,同时在复旦大学兼课。1928年7月,杨开道应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主任许仕廉之邀,担任该系教授,从此开启了服务于农村社会工作的人生旅程。

                     

主持清河实验区工作

    

杨开道来燕京大学任教不久,就赶上了当时一个重要的农村社会工作实验项目。1928年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服务学系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决定选择一个村镇进行农村社会改造的试点,距离北平约9公里的清河镇被选中,这就是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颇有影响的“清河实验区”。

 

根据那个时代农村社会工作的一般过程,清河实验也是从农村社区调查开始的。1928年冬,杨开道带领一个由3名调查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清河镇,对清河镇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普遍调查。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清河镇具备开办实验区的独有优势:第一,清河镇是“代表中国生活的村镇”。 清河镇的范围大约为0.23平方公里,人口2437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572人。清河镇作为一个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有各式各样的店铺。该镇共有122家店铺,规模在1—18人之间,平均5人,经营方式则几乎全部为传统作坊。第二,清河镇“缺少大家庭势力”。一般都认为中国流行的是大家庭制度,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说法。但清河镇最普通的家庭是由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每户平均4.9人,每个家庭平均4.8人(家庭只包括有血缘、婚姻关系的成员,一般比“户”小)。1920年,美国家庭平均4.3人,英国4.5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家庭规模并不比英美家庭大很多。第三,清河镇“有回教徒不少”。这种宗教因素与燕京大学的宗教背景有一定关系,使得清河镇更加适宜作为实验场地。1930年,杨开道与美籍教师步济时等人合作写成英文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描述了清河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进行社会调查只是前提,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善当地的社区生活。为此,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服务学系根据杨开道的调查结果,提出了5条改进措施:成人教育:由于当地居民的文盲率较高,男子为45%,妇女为96%,所以应该开办成年人识字班、图书室等;儿童教育:当地6—11岁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45%,可将早先停办了的小学重新开放,由燕京大学师生义务教学;医疗:清河除药店外,没有其他健康服务设施,也没有受过训练的接生人员,应开办一个卫生诊所,诊所每周有一个下午专门为妇幼检查、看病;应帮助农民办销售合作社;当地政府部门应与人民合作,修建道路及排水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水灌溉,最终将清河建成本地区的模范镇。

 

1930年6月,“清河社会实验区”举行开幕仪式,正式开办。清河实验区包括清河镇及其附近40个村庄,这些村庄分属于3个行政区域,其中16个村属宛平县(宛平当时属河北省,今归属北京市),15个村属北平市,9个村属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当时属河北省)。要在分属3个行政区域的村庄搞实验,就必须建立起一套有效率的组织架构。清河实验区成立之初实行委员会制,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派执行委员会进行管理。1931年改为主任制,选派一名主任负责实验区的全部管理工作,第一任主任由张鸿钧担任,杨开道继张鸿钧之后担任主任,后又被王贺宸接替。

 

1933年8月,杨开道接替许仕廉,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4年秋,燕京大学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立农村建设科,杨开道为主任;1935年他又出任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即设在该院)院长。1936年,杨开道与南开大学教授何廉联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等四所高校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推晏阳初为主席、梁耀祖为副主席,何廉为研究部主任,杨开道为实验区主任。实验区设在山东济宁,并在济宁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杨开道除任教育长外,还组织学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倡导社区研究,主张农村自治

 

杨开道之所以主持各地乡村建设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是跟他的学术立场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单靠理论,就像诊病的医生,必须明白人体的生理和构造,才能判断所患的病症,开出药方。喊几句口号,贴几张标语,就像打吗啡针一样,可以刺激镇定一下,但结果治不了病。”因此,他主张“为了改良农村社会,一定要先了解农村”。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杨开道将农村社区的概念引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领域。杨开道的“社区”概念也是源自美国社会学家麦艾维(R. M. Maclver)的研究,他把“Community”理解为“共同社会”,并指出农村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社会”,而应称为“地方共同社会”,于是他将农村社会定义为一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地方共同社会。在杨开道看来,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农村社会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它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人口、土地、社会交往、教育、经济、宗教、政治、卫生、娱乐、社会组织等诸要素都囊括在内。基于此,杨开道提出了一种系统化的农村社会研究方法论,主张农村社会研究不能只研究某一单方面的问题,而是应该剖析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人口、地域、心理、文化、经济等,其根本目的是改善农民生活,谋求农民全体的幸福。与系统化的农村社会研究方法一脉相沿,杨开道解析出了农村社会生活面临的几大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尽管杨开道坚持系统观, 倡导对农村社区的全面研究,但农村自治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在赴美留学之前,他就“以为农村自治,在整个的农村生活改良是最基本的方法”。归国后从事农村社会研究,他对农村自治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他认为“自治的意义,就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农村的自治,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村子的人民,大家联络起来,处理他们大家共同的事务。自治的意志,绝对是村民自己的意志,他们自己要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愿意处理自己的事务,才有自治的可能。”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杨开道发现中国农村自治的主要问题在于民众缺乏自治的观念和意识,从秦汉实行中央集权开始,民众就抛弃了民权,任由政府宰治,最终养成了不问政治也不敢问政治的性格。为了寻求中国乡村治理的解决之道, 推动中国建立真正的农村自治,杨开道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乡治,乡约研究成为一段时间内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杨开道的乡约研究立足于探寻农村的自治之道,是他农村社会工作思想与实务目标的精髓所在,这里不作展开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杨开道转行从事行政工作和其他科研工作,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筹委会主任、院长,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晚年精心研究明代户口问题,完全离开了农村社会工作领域,直到1981年7月2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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