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服务助力企业解决“成长烦恼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社工服务助力企业解决“成长烦恼 昨日,首届全国企业社工建设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国内的社会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图为大会开幕现

  昨日,首届全国企业社工建设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国内的社会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图为大会开幕现场。本版摄影 深圳商报记者 陈发清 摄

  “当前中国企业社工理论与实践挑战中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就是第二代劳务工的城市融入与职业依归的问题,深圳的这个会议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昨天,首届全国企业社会工作建设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近400名企业社会工作领域专家学者、企业界和社会组织代表共聚一堂,就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给中国企业社会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定位与作用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五大分论坛则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员工援助计划、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一系列相关主题进行精彩交流与碰撞。

  据悉,此次研讨会在国家民政部的指导下,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联合深圳市民政局共同主办,原民政部副部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中社协领导孙建春、陈琦、赵蓬奇,以及广东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巡视员叶秀仁等领导参加开幕式。

  市政协钟晓渝代表深圳市欢迎各界代表莅临,他希望通过研讨会各种理念碰撞拓宽思路,探索本土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促进中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建设与发展。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主持会议开幕式。

  很多人觉得企业社会工作“很新鲜”。其实,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由发展初期单纯“逐利”,到逐步认识到人的主动性,开始关注员工的情绪、思想、福利、行为与发展等问题,企业社会工作随之应运而生。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南燕在演讲中说:“英、法、德等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较早,而美国虽然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系统地开展企业社会工作,但后来居上,在企业社会工作方面最为重视,成果也最为突出。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有关的社会公共政策,以员工身心健康、职业发展与规划、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社会工作逐渐兴起。”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也逐渐开展推广。

  而中国香港、中国等地区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得风气之先”。香港理工大学陈锦棠介绍说,香港的社会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女青年会及中华教会在香港已开展工业劳工福利工作,设立工人宿舍、赠医施药。到了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民间组织采用欧美的“员工援助服务”,与企业合作,甚至以购买服务的形式,为企业员工提供各项员工福利服务。

  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在美国留学专攻社会工作的中国学者将企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引入岛内。

  南燕介绍说,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开办较晚,上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开设。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企业社会工作理念越来越被社会各方面所接纳和承认,近年来,上海、深圳、东莞、珠海等地诸多企业和社会机构开始实践探索。

  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代,却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而“民工荒”、“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等一系列新课题,折射的是中国企业员工主体悄悄发生变化,而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在应对方面明显准备不足。正如苏州科技学院高钟教授在演讲中所说,第一代农民工,即上世纪60年代出生者已逐步从企业退出,新生代农民工正成为中国企业员工的主体,他们与前辈完全不同,企业社会工作正是对时代需求的一个回应,也是每家企业成长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钱宁教授也提出,在“强资本、弱劳动”的基本态势下,一些企业所奉行的企业文化理念和管理理念缺乏对员工的人文关怀,推崇效率主义,实行严苛的劳动管理,使劳动者在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承受巨大压力,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我国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

  钱宁认为,“在形成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共治格局中,社会组织作为和谐劳动关系的独立第四方力量,是代表社会公益的公民组织,具有超越企业、员工和政府三方关系利益冲突中间力量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其可以在劳资矛盾和冲突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倡导合作共建、互利双赢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通过沟通协调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和“稀释剂”的作用,避免劳资冲突中“两败俱伤”的局面。

  高钟也提出,当前社会由于利益分化导致各类社会问题集中凸显出来,企业社工不仅关系到企业这一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稳定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所以得到了学界与政府的高度重视。

  “诚邀他们进驻到企业中,运用专业的社工方法解决企业员工流失、职工思想困扰等问题。”深圳市冠旭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全是龙岗区“第一个吃螃蟹”的——冠旭出资聘请专业社工在工厂建立服务中心,他认为社工作为独立专业主体,能充分考虑企业和员工双方利益诉求,是寻求“双赢”的最佳解决之道。

  吴海全在发言中罗列了一年来社工在公司工作的部分数据:面谈118人、电线场次社区活动服务过万人次。他提出社工专业价值体现在为公司带来的四个变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为员工排忧解难,提高员工归属感;为企业内部提供沟通平台,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培育特色企业文化,提升员工素质与能力。

  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骆冰则认为,从企业社工发展阶段来看,需走向政府扶持、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直至企业出资购买之路。对于企业社工来说,则必须提升创新能力,针对不同企业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这样才能提升双方的结合点。

  与会专家同时也指出,因为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对企业社工缺乏认识,限制了企业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这需要政府与社会做更大的努力;而社会组织在其自身的专业能力建设方面,应该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制度和方法技巧来发展其服务能力,在和谐劳动关系中更好地扮演起协调者、监督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今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理念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将问题停留于企业层面仍是远远不够的。企业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毕竟是有限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作为个体的企业确实是鞭长莫及。这样,人们便需要一个高于且优于企业的公共体系,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在广度还是效力上都大大超过了企业本身,这就是政府。

  2007~200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市政报告提出:“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商界与专业人士应该积极并义务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包括推动社会企业发展。”而在2010~2011年,更是提出,民间和商界积极参加扶贫,不但体现三方协作共同承担的理念,也可引入新思维,令措施更具弹性、更加到位。

  其中包括推动义工运动,争取各界人士及商界参与,订立有关推广企业义务工作的策略,而通过政府、商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建立社区投资共享基金,携手扶弱基金等,不仅共担责任,也共享成果。

  广州部分地区通过政府的力量影响企业主关心或参与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与发展:如聘请顾问,企业参与,资源整合网络,参与支持,志愿者、资金、物资等支持。

  整合式的服务效果好(外来人、青少年、家庭、妇女、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服务项目结合起来做),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强的信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到企业设服务站,如南沙区互太集团设立家庭服务社工站,并纳入到企业体系。

  新生代劳务工非正式社会支持为主,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提供的帮助很少。工业社会员工援助计划EAP辅导的实质是透过对员工深层的关怀来提升员工的能力建设,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

  社工的支援要从积极心理体验、积极的人格品质、社会生态系统等三个方向入手,为劳务工打造回归真实性、开发希望、强化信心、乐观地解释生活事件、培养复员力、宽恕他人、懂得感恩等心理资本。

  一般雇员援助计划有三种模式运作,第一种是企业自设内部雇员援助部门,由企业聘请的顾问或辅导员为员工提供服务。第二种是企业雇用外间顾问或辅导员,在有需要时到场提供服务。第三种是企业向外间雇员援助计划公司购买服务,雇员在组织以外范围接受服务。香港教服务处的雇员援助计划采取第三种模式。

  在雇员援助计划未及普遍之时,内地劳工问题主要由雇主与雇员自行解决,甚或工会从中协调解决。未来雇员援助计划要在内地继续扩展,必须从员工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福利待遇等问题先着手。

  结合上海九点社区青年中心的“沪语学堂”项目案例,我们看出了该项目是外来移民型员工适应性生态压力缓解的一种路径。社工机构开展该项目并以此作为桥梁,使得移民型员工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不再只是公司-家里两点一线。在将移民型员工生活变枯燥为多彩的同时也缓解了他们的压力,尤其是适应性的压力。

  这种探索同传统工作服务与管理不同的语言疗法,可以让企业移民型员工能够更加顺利地尽快地融入上海的城市生活,克服适应性的生存压力。

  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鼓励政府、社会机构、志愿组织、人民群众的协同合作。

  企业社工与志愿者就加强交流,寻求共同的目的,从而开发各种合作服务的推进。如专业社工对企业进行调查分析,掌握员工各项需求之后,设计不同类型的服务项目,志愿者就全力以赴开展服务活动,帮助员工及其子女。

  同时,企业家志愿者队伍或员工志愿者队伍,开展面向社会的服务活动时,也聘请专业社工给予指导,确保取得良好的服务效益。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发展,经历分离与交叉的阶段之后,进入协同合作的新阶段,为企业繁荣提供服务,为员工幸福提供服务,为社会和谐提供服务。

  上海星惠社工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正式成立于2011年4月,由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与上海浦东星火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建设而成,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社会服务单位,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社工机构。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及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群体进入职场,面对从业观念的碰撞、职场压力以及社会转型造成的价值真空等,他们的心理诉求需要释放。为解决企业员工这方面的需求问题,同时为区内企业发展创造和谐的氛围,开发区借助专业的第三方力量,与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开展区校合作。

  实践表明,企业的首要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最关注的就是投入和产出。因此,企业社工提供的服务项目一定要直击企业的内在需求,帮助企业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燃眉之急,这样才能真正打动企业,获得机会。

  珠海协作者突破传统企业劳动力的概念,企业员工不仅是企业人,更是社区的一分子,通过运用社工服务手法,致力于围绕推动工业区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增强社区归属感,增强自我服务能力,搭建社区公益支持网络。

  例如,建立开放式的公益文化服务中心,丰富园区农民工文化生活;通过语言学习小组、自我认识讲座、民众戏剧培训、心理减压培训等社工专业小组活动,激励他们生活的斗志;为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教育的现实困难的劳务工建立了园区儿童之家,提供日常课业辅导等等。

  通过“农民工企业社会工作向日葵成长计划”,以项目方式系统地培养农民工助人自助的能力,探索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志愿者培育模式,2名流水线工人通过职业考试,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

  在东北国有企业改制中,工人社会地位受损产生的社会心理困境,对工人工作、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改制后工人的工作稳定感消失,归属感下降,人际关系出现疏离等社会心理困境。

  社工介入企业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以企业为本的合作模式”和“以社区为本的支持模式”获得实现。前者可以借鉴美国的工人服务模式,即社会工作者在公司人力资源或工会等部门任职,为工人提供专业服务;后者可仿照东北的国有企业,即工都居住在一个关系相对紧密的社区里,在这样的社区里,有很多几十年、几代人的感情,使他们自觉结成了相互支持的网络。

  企业社工的介入可着手于员工人际沟通问题、员工归属感的培养、心理适应的训练和支持网络的构建等,可以让工人受损的信心获得重建。

  在长沙白竹片区共有6个村,片区有两个乡镇级的煤矿,从事煤矿工作450人,占本区人数的10%,初步确诊尘肺病患者53人,占从事煤矿人数的11%,职业病情况比较严重。

  面对农村尘肺病员工基本处于“无服务、无组织、无资源”的状况,由于社工组织的介入效果十分明显,康复意识加强,身体明显好转;康复互助小组和照顾小组出现;社区教育和培训经常化;生计项目介入;支持网络基本形成,发挥作用。(管亚东 王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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