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隔阂社工能破?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医患隔阂社工能破? 温岭杀医事件一死二伤的惨烈,将医患纠纷中的暴力问题凸显到了无法回避的境地。然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网络评论里,依然充斥着大量的对立情绪: 这个世界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医学界认为被刺的医生能唤醒国人的醒悟,而外界认为刺死一个医生能唤醒医疗界的醒

  “温岭杀医事件”一死二伤的惨烈,将医患纠纷中的暴力问题凸显到了无法回避的境地。然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网络评论里,依然充斥着大量的对立情绪:

  “这个世界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医学界认为被刺的医生能唤醒国人的醒悟,而外界认为刺死一个医生能唤醒医疗界的醒悟。”

  隔阂深厚至此,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帮助医患双方重建信任?除了医护人员和患者,我们的医院似乎还缺少一个角色:医务社工。

  尽管早在2009年的医改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增进医患沟通”;但直到现在,医务社工对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个陌生的概念。在公共卫生学者眼中,他们能够充当医患之间的“润滑剂”,但在一些患者而言,还分不清他们和“护工”有什么区别。

  范燕宁(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睿搏社工事务所创办人):我们的医务社工现在是神华公益基金会针对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助项目的一个子课题,是在301医院。工作内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家长,白血病和先心病患儿的家长通常会比较焦虑,孤立、无助,我们通过病房慰问、“家长悄悄话”、楼道家长会等一些方式帮助他们沟通交流,进行疏导。

  再一方面是对孩子,给他们补习功课,用绘画的形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抒发孩子的想法;我们也给做减压活动,有一次是在首师大的社工实验室,通过音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他们释放压力。

  我们发现家长们平时因为关注点都在孩子的病情上,即便有一些对医护人员感谢的情绪,也说不出来,被焦虑掩盖了。我们就到病房里拍摄了一些小视频,在给们做减压活动的时候放给他们看,们看了很感动,尤其是一些孩子的话,很真挚。

  除了密切医患关系,社工还可以整合医院内外的资源给病患提供帮助,比如联系公益基金,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解决一些医疗费用上的困难,我们曾经为30多个孩子登记造册,来回跑基金会申请救助,而医护人员没有这个时间的。曾经有一个孩子病比较重,不太有希望了,家里也已经花光了积蓄,我们就帮他们做了一次募捐,有一万多元钱,支付了孩子最后几天的医疗费用,孩子的父母最后也是靠这笔钱回家的。

  陈玉婷(社会工作专业毕业,2005年起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担任医务社会工作者):医务社工的角色,我认为“桥梁”是很贴切的一个词。医务工作者通常关注的是疾病本身,而社工关注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社工可以把患者家庭的更多信息传达给医务工作者,从而让他们考虑更周全。比如,在选择手术方案时,可以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让患者及家属有更多的选择权,使治疗方案更符合实际需求。

  另外,医生和护理人员往往没有太多时间去跟患者或者家属做深入的沟通,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患者时,社工就可以做一些重点干预,用更多的时间跟患者沟通,效果通常也会更好。

  在我们医院,医务社工都是安排在科室里面的,会跟着医生一起查房,也会主动到病房做探访,像一些患儿刚进医院,对整个环境不适应,害怕某些治疗,或者不配合医嘱,社工就会去给他们做相关的心理疏导。

  丁雨(化名,上海某医院一线医务社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我从实习的时候就在医院做社工,感觉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不仅可以帮助患者和家属做疾病适应和情绪安抚,还可以给医护人员进行团队建设和减压,所以尽管待遇并不算高,但还是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做。

  在临床方面,我会帮病人家属复印病历、申请基金,带他们去监护室探视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家属和医生之间的沟通工作。

  在接触患者和家属的时候,我向来先跟他们说明我不是医生,而是社工,虽然家属可能不能马上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但在之后的接触中会慢慢理解。碰到最多的情况就是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医生建议放弃,家属无法决定,这种情况下,医生就会让我去和家属聊一下。可能因为角色不同,站的角度也不同,家属往往更愿意跟我们聊。

  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听家属倾诉自己的情感,说出不愿放弃的理由和情结,然后帮助他们分析现在的情况,最后再让他们自己来决定。不少患者家属觉得,跟我们聊完以后感觉舒服点。

  事实上,一些患者或者家属之所以对医生不信任,往往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等。患者家属可以获取的信息比较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方法,也会鼓励他们主动和医生沟通,其实只要他们问,我们的医生还是会很耐心解答的。有了信任以后,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常常被医护人员引用。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超负荷的工作量让医生们往往只能专注于“治愈”,医务社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医疗体系的这一缺陷。

  但尽管没有人否认医务社工的各种积极作用,这个领域的发展却非常缓慢。在北京和上海,医务社工的身影十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医院里,却至今未能推广开来。

  我们现在有一个专职的医务社工,由事务所来发工资,其他的都是学校老师和学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完全义务在做。学生们去的话都能做得挺好,但一旦放假、考研就没有时间了,不能坚持,需要的时候未必能找得到。

  这个专职社工的工资目前是来自基金会的支持,第一年给了我们七万元钱。一个社工岗位一年的工资加上社保、少量的交通补贴,大概是五万多到六万左右。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这笔钱只剩下几千块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也很着急。基金会主要是救助患儿,对设立专职的社工岗位不是很有兴趣;医院方面,医生、看到我们去都挺高兴的,但是院方的态度是我们定期来一下就行,不需要专员。

  我们现在的希望是能从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当中,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来支持一个岗位。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对于医务社工,政府应该有顶层设计,有政策驱动,比如要求二等以上的医院必须设立一个专职的社工岗位;可以把上海、北京已经试点起来的经验进行推广。

  据我了解,目前在上海,医务社工真正介入医患纠纷处理的案例,几乎还没有。在我们医院,专职的社工只有一个人,属于行政职务,其他都是兼职。

  一开始,我接触到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以为会像港剧里面一样,但事实上相差很大。这个差别不仅体现在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可度上,而且在于对医务社工的定位上。

  在香港和美国,医院的运作类似于公司,院长更接近CEO的角色,但我们这边,院长通常是医生出身,也就更加重了医生本位的思考模式。导致医务社工往往没有机会参与到病人的治疗过程,或者给病人做个案或小组工作。

  另外,从医院的考核方面来看,对医生可以考核人均药占比、床位周转率等,这些都跟医院的盈利挂钩,但对社工来说,该如何考核呢?毕竟直观来看,多服务病人并不能让医院盈利,相反,如果真要开展个案、小组工作,往往还需要增加更多的工作人员。这样一个需要靠医院养的部门,医院通常会考虑它的运营成本问题。

  医务社工的职业发展也是很受限制的,像我就不愿意做专职的医务社工,因为那样就不能升职称,这会直接反映到收入上,不仅是现职的收入,跟退休之后的收入都有关。

  很多时候,医生和病人都是一肚子的怨气,所以应该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我个人认为,医务社工不应该隶属于医院,可以是卫计委或由区政府、市政府设立一个机构,类似于审计所派审计师一样,派社工到医院开展工作,这样会让病人更加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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