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精神病与:附个案报告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青少年精神病与:附个案报告 精神病患者的风险很高:20-40%的人在一生中可能尝试,8-10%可能最终死于。这种风险在青少年患者中更高,尤其是精神病初发(FEP)患者。而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风险为其他同龄人的70倍之多。 然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

  精神病患者的风险很高:20-40%的人在一生中可能尝试,8-10%可能最终死于。这种风险在青少年患者中更高,尤其是精神病初发(FEP)患者。而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风险为其他同龄人的70倍之多。

  然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状况?凯斯西储大学的Jane Timmons-Mitchell博士及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Tatiana Falcone医生回顾了相关文献,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青少年患者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选择,以及如何对这一群体进行干预。

  FEP患者存在意向及未遂的比例在10-28%之间。在首次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前六个月中,风险尤其高,且与性别无关。另外,接近26%的精神症患者在被首次收入专科医院治疗之前曾尝试。因此,诊断及治疗之间的任何拖延都增加了这些与疾病抗争的青少年的风险。然而,精神诊断所带来的耻感经常阻碍患者父母寻求专业帮助的脚步。

  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FEP患者未遂的可能性约为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两倍,而重复多次的比例同样可能更高。

  对于一些患者,FEP可能由物质使用障碍触发。有报道称,FEP患者存在酒精滥用的比例是整个人群的两倍。

  精神病发作前,危险因素包括高智力水平、抑郁、低自尊、无望、宣泄行为及史。较长的未治疗时间(DUP)也是的重要预测因子。

  精神病初发过程中,自知力逐渐改善,对精神崩溃的担忧、严重的阴性症状、命令性幻听、物质滥用、独居、社会适应能力差及功能损害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他危险因素包括抑郁症状、病前高智力水平及对于精神病的负性认知。

  精神病初次发作后,危险因素为固着于精神病、长期存在未经治疗的精神病性症状、治疗依从性差及类行为。有趣的是,低智力水平或许为保护因素:高智力水平意味着更好的自知力,进而导致无望。2011年,《精神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于那些懵懂少年,智力水平越高的青少年风险越高;同时,这些高智商的孩子也更擅长掩藏自己的企图。

  自知力因素值得考虑。自知力较高的患者治疗依从性往往更高,症状严重程度较低,工作及社会功能更好。然而,他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敏感,容易出现抑郁症状。无望可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尤其是那些精神症存在负性信念的患者。FEP患者的无望是短期预后较差的预测因素,同时也增加了精神症诊断1年内的可能性。

  耻感在治疗延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患者在被给予正式治疗之前可能已经接触过多名医生(平均接近5名)。另外,耻感影响着患者的行为。精神疾病有时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患者可能不愿寻求帮助,一口咬定自己的整个人生都会被不幸沾上的这个病完全毁掉。耻感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因为这一群体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且常常未被告知拖延治疗的消极后果。

  对于FEP患者而言,这一情况可能更加严重。Jackson及其同事将这一进程称为青少年“脱轨”:他们开始失去所有的社会支持,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对预后感到无望。缩短DUP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精神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多种手段及其组合。一种十分简洁的方法就是直接询问患者目前(或是过去几个月)是否曾考虑、谋划及实施行为。同样很简单的方法还有PHQ-2问卷、包含条目的青少年危险行为调查问卷,以及3道题目的Paykel问卷。

  稍微长一些的问卷包括风险问卷,共包含26道是非题,以及包含问题的儿童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哥伦比亚严重度评定量表(C-SSRS)是一种半结构化的评分制晤谈,用来评价意向及行为的严重程度及频率,受试者甚至可以通过电脑程序自行完成。在一项纳入了35,224名儿童的研究中,完成这些问题平均仅需要3.8分钟。当确实上升为议题时,受试者需要额外完成其他问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问卷也不过花费受试者区区7.7分钟的时间。

  在评估之后,青少年及家庭可以充分发挥干预措施的作用。临床试验中,有三种类型的干预方式效果显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家庭教育及支持,以及社区治疗。

  针对青少年精神症患者的干预研究显示,早期加入干预项目的患者率更低。家人早期参与,认识到治疗及随访的必要性,也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功的早期干预项目聚焦于在团队层面管理风险。在这些项目中,患者在出院后被分配给一名个案管理员,后者在患者出院2天之内即与患者及其家人会面。个案管理员需要在时间上更加灵活,因为年轻人可能会经常失约;要与患者及其家庭充分密切接触;乐观,从而给患者及其家庭输注希望。

  在强化药物治疗效果及教授患者如何应对压力方面,心理治疗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团队努力缩短DUP相当重要:DUP越长,患者运用应对机制的能力就越差,从社会及家庭中退缩的可能性也越大。

  患者的父母、老师、社工及其他人需要高度警觉,当怀疑青少年存在风险时,宁可造成误会也不宜疏漏。需要家长及专业人士重视的几条危险信号如下:

  John是一名19岁的男孩。13岁时,他曾出现过抑郁症状。两周前,他刚刚出院,这次是因为自己近三年内的第三次未遂。

  8年级时,John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13岁时,由于难以集中注意,他被诊断为ADHD并开始服用神经兴奋剂。John感觉药物使病情部分改善,于是服了一年。然而在一年后,他对其他人说,ADHD药物“使我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不吃了。”

  在他第14个生日之后,John变得退缩,不再参加此前他乐于参加的活动;他变得多疑,感觉其他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他开始规律地抽大麻。他的偏执想法变本加厉,开始拿着刀去上学,目的在于“自卫”。

  John的第一次发生在他母亲再婚并生下一个男孩时。他住了14天医院,服用了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出院时,他的偏执观念有所改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的服药依从性很好。然而,一个“新女朋

  友”劝阻他不要服用这种“猛药”,他不再服药,然后复发并再次。他割破了静脉,住了7天院。出院后,他接受了3周的强化门诊治疗,症状稍有改善,John便打算停药,进而导致了1月内的第2次。

  这一病例提示,FEP患者对治疗应答良好,但患者及其家庭的参与是治疗的关键所在。因为症状改善后,患者感觉自己不需服药,然后出现了两次行为。时刻牢记,青少年精神症患者存在很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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