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 内容提要:精准扶贫方略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进入扶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表明,反贫困一直是其重点关注并发挥作用的领域之一。显然,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社会工作介入并发挥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我国专业社会工作

  内容提要:精准扶贫方略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进入扶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表明,反贫困一直是其重点关注并发挥作用的领域之一。显然,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社会工作介入并发挥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时间虽不长,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实践还很有限,但业已取得了值得总结的经验。当前,针对一个时期以来行政(动员)式反贫困存在的缺陷,科学地界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功能(角色)定位,检视既往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经验与不足,探讨提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整体效能的系统方案,具有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从2014年1月《国务院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提出,再到2015年11月《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精准扶贫”方略在我国正式出台和全面实施,脱贫攻坚作为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项重大战略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为社会工作介入并发挥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间。纵观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反贫困一直是专业社会工作重点关注并发挥作用的领域。西方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专业社会工作对于缓解和消除贫困有着先天的优势与功能(Cummins Ian,2015)①。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实践还很有限,但业已取得了值得总结的经验。“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关键指标之一。在“十三五”开局之年,针对当前行政式反贫困存在的缺陷,界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功能(角色)定位,检视既往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实践的经验与不足,探讨提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整体效能的系统方案,无论是对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还是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启动了全面的扶贫开发工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约7亿,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本质上是一种低质、低效的粗放式扶贫,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普遍存在,并且滋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客观来讲,这种粗放的、大水漫灌式扶贫模式在面对大范围绝对贫困人口集聚区时能够产生一定成效,但是经过多轮扶贫开发,当前剩余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一些难以攻克的偏远角落。这些地区发展基础差、减贫底子薄、致贫因素多、脱贫难度大,可谓扶贫开发中的“硬骨头”,传统的扶贫方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截至2014年底,中国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大都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如此庞大的人群要确保到2020年全部顺利脱贫,就必须对传统粗放型扶贫方式做出根本性变革,这正是国家出台“精准扶贫”方略最为现实的背景。

  “精准扶贫”是对粗放式扶贫的创新与超越,它既是一种扶贫理念又是一种扶贫机制。在理念层面,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张鸿雁(2016)认为,精准扶贫是“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当前社会“短板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切入点②;汪三贵与郭子豪(2015)认为,精准扶贫是各项扶贫政策措施与贫困家庭人口之间的针对性帮扶关系,是可持续脱贫的根本性手段③;左停(2015)等人从中央—地方关系、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成本三种视角对精准扶贫做了分析,认为精准扶贫不仅是战术层次的工作要求,更应体现为战略上、原则上、理念上的要求④。研究者大都认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方面能够代表精准扶贫的基本理念。在机制层面,精准扶贫的工作推进主要以中央提出的“四个切实”⑤、“五个一批”⑥和“六个精准”⑦为实践依据。一些研究者主张应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如刘解龙(2015)就主张精准扶贫是一项需要与时俱进的工作,他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应从市场机制、主体协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可持续发展支撑机制几个方面对精准扶贫做出适时创新⑧;庄天慧(2015)等人在深入分析精准扶贫主体结构与行为动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六大实践机制⑨;杨秀丽(2016)通过分析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法制化的问题⑩。尽管对精准扶贫理念、机制在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精准扶贫方略是对粗放扶贫方略的创新与超越是没有歧义的。

  精准扶贫旨在通过“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以国务院《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为起点,那么精准扶贫的扶贫开发新方略已经推进了两年时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从上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减少144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11)。总体可见,精准扶贫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这一数字背后所隐藏的,是政府财政的高强度投入与各级政府巨大的行政成本,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贡献的力量并不十分突出。囿于行政惯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大多仍然沿用传统粗放式扶贫的一些工作办法,扶贫的主体、动力和形式、手段大都比较单一。一些地方虽然也引入了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如甘肃、广西、贵州等地与京东商城、农发银行合作开展了电商扶贫、光伏扶贫、金融扶贫等项目),但整体而言,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规模、力度、形式等目前还非常有限。在扶贫开发中“政府是唯一或支配性的主体,反贫困的钱由政府投入,项目由政府确立,贫困对象由政府决定,钱和项目都由政府来落实等,其他社会主体或者缺位,或者只是被动的参与者,没有发言权和监督权,更没有决策权,即使在执行过程中也只是顺从者”(王春光,2015)(12)。在“十三五”每年减少1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目标要求下,如何保证脱贫的质量以及如何确保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当前地方普遍采取的由政府单一支配、行政式推进的脱贫攻坚工作模式,不仅难以保证精准脱贫,更易产生非预料后果。特别是随着中组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都将精准扶贫作为政绩考核的重心,各级政府自下而上层层立下脱贫“军令状”,保证在2020年顺利实现脱贫目标。一些省份如甘肃、贵州对于贫困县的考核甚至取消了GDP指标,如果完不成脱贫攻坚任务,将实行“一票否决”。这一系列动作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为了完成“军令状”、应对政绩考核,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在扶贫开发中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工作推进速度,忽视了政策方法的科学性、可行性,与精准扶贫的理念背道而驰。何得桂与英(2015)在对陕南地区扶贫搬迁的实地调查中就发现,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存在“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四移四不移”以及“冒名顶替”等执行偏差现象(13)。葛志军与邢成举(2015)在对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中也发现,精准扶贫的一些政策不仅缺乏弹性,而且还存在行政“一刀切”的现象(14)。事实上,多方面信息均显示,这一系列不合理做法在中西部地区的精准扶贫中并不罕见。

  这一系列扶贫乱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这种由政府单一支配、行政式推进的扶贫模式,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一些先天性缺陷。

  其一,调动的资源有限。扶贫开发涉及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知识、市场、资金、服务等多方面资源。从全国来看,整个社会中的优质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调动各方面资源参与扶贫开发似乎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具体到某一特定县、乡地域,主要还是由当地县、乡政府来筹措资源,而后者的行为能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特定的权限范围和地域范围内。也就是说,权限范围限制着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和边界。简言之,基层县、乡政府调动域内资源的能力较强,但调动和引入域外资源的能力却很有限。

  其二,投入的精力有限。所谓“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对于县、乡政府而言,扶贫开发只是日常行政事务的很小一部分,而非全部。这就决定了县、乡政府只能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扶贫开发之上,或者只能挤占其他行政事务的时间和精力。毫无疑问,两种做法都会产生不良后果。当前,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已经派出几十万人组成驻村扶贫工作队,这些工作队绝大多数是由县、乡政府派出。要保证每个贫困村都有扶贫工作队长期驻扎,县、乡政府的压力不言而喻。

  其三,工作的专业性不足。扶贫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需要有知识、懂市场、会技术、能服务的多方面人才共同参与。但是从目前中西部贫困县、乡扶贫力量的构成看,绝大多数只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虽然大多有着良好的教育基础和知识背景,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扶贫人员,扶贫能力有限,扶贫方式也属于非专业性。在当前政府自上而下硬性考核的政策背景下,为了按期完成脱贫工作任务,一些地方难免出现急功近利、一刀切、“跑冒滴漏”等扶贫乱象。

  其四,脱贫的成效有限。精准扶贫最为通俗的理解,就是通过精准帮扶实现贫困人口的稳定性脱贫,且要确保不会因政府的最终退出而出现大面积返贫。这就是说,精准扶贫的成效需要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距来做出评价。从发生机制看,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心理问题。相对经济贫困而言,文化与心理层面的贫困更难消除,而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却非常有限。因此,要确保脱贫成效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单靠政府一方的力量显然不够。

  除此之外,这种由政府单一支配、行政式推进的扶贫模式还容易产生一些延伸性问题,如容易出现扶贫对象的政策依赖和政府依赖;非专业性的工作方法也容易引发村民之间、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诱发官民对立;长期派驻驻村工作队也会产生大量的行政费用、增加扶贫成本等。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需要方方面面的参与。国务院2014年1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中开篇即指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并要求“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精准扶贫”。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作用更是得到进一步认可,继2014年被写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之后,社会工作又在2015年被写入《反家庭暴力法》之中;2015、2016年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要支持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在中央政府的支持、指引下,全国绝大多数省市也相继出台了适应本地区的相关落实方案。

  萨拉蒙(Lester M.Salamon)认为,为了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政府应当将一些公共服务的任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完成,而政府只需提供资金支持和负责掌握全局(15)。在当前政府职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是对政府传统扶贫方式的革新和有效补充。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理念正是人们在与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向德平、姚霞,2009)(16)。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扶贫概念的诞生本身就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社会工作者对贫困者采取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方法,都已经成为扶贫工作的国际惯例(唐钧,2015)(17)。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均有着专业的优势与功能。

  首先,基本理念相通,工作方法合宜。作为专业的助人者,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为基本理念,强调对贫困者的“赋权”、“增能”,主张协助“案主自决”以充分挖掘和发挥贫困者在脱贫过程中的潜能和主动性,这与国家近些年所倡导的“造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理念无疑是相通的。在实践当中,社会工作者遵循个别化、差异化的工作原则,能够因需求与致贫原因的不同而对贫困者提供针对性、多元化的服务,这与精准扶贫“六个精准”的工作理念又是一致的。此外,社会工作者从“同理心”出发,能够在接纳、尊重、保密与理解关怀的基础上与贫困者建立专业性帮扶关系,相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更容易赢得扶贫对象的信任、合作与认可。

  其次,评估监督一体,彰显第三方优势。开展科学评估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技能之一,社会工作机构在精准扶贫中能够有效履行第三方评估与监督职能。汪三贵与郭子豪(2015)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困难主要聚焦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方面(18)。对应而言,作为独立于政府与贫困户利益之外的第三方主体,社会工作机构在贫困人口识别、扶贫措施评估、脱贫成效考核方面均能够发挥出独特的功能。在贫困人口识别方面,社会工作机构不仅能够直接精准识别贫困村、贫困户,也能够以间接形式对政府识别的贫困人口进行二次评估,以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扶贫措施评估方面,社会工作机构能够对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扶贫政策、措施进行系统评估,以确保扶贫措施的可行性、科学性、针对性;在脱贫成效考核方面,社会工作机构能够以度、专业化的测量方法,系统评估、考核贫困户的脱贫情况。事实上,社会工作机构在参与评估的同时也是在履行监督职能,这种有组织的、专业化的监督无疑是高质量、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

  再次,链接域外资源,推动多元合力。作为专业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的一大优势即链接与整合各方面可用资源。如前所述,县、乡政府在精准扶贫中虽有着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却受到地域与权限范围的限制,所能动员的资源无论是规模还是类型事实上都很有限。对应而言,社会工作机构分布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与其他社会组织、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组织网络与互动关系,其视野与活动空间相对基层政府更为广阔。在精准扶贫中,社会工作所具备的最为明显的优势之一就是引入域外资源,这为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基层政府或企业所难以企及。当前中西部地区扶贫开发所亟需的,不仅仅是资金、物资、基础设施等硬件资源,更需要信息、知识、人才、服务、市场、技术等软件资源。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机构能够结合政府与贫困者之所需,有针对性地引入多方面域外资源,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贫困地区顺利脱贫。

  最后,聚焦长远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从专业属性出发,社会工作者强调以人为本,旨在恢复贫困者的社会功能,促进其个人及家庭的全面长远发展。社会工作者最常用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不仅关注贫困者当下问题的解决,更着眼于贫困者长远发展的可能。在协助地方政府推动贫困人口经济脱贫的同时,社会工作者更加注重贫困者知识水平、劳动技能、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社会融入、公民权利等方面状况的改善和提升。如果说政府扶贫的主要目标是贫困者经济、物质层面的脱贫,那么社会工作扶贫则更强调贫困者非经济、非物质层面的发展,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无疑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优势和功能并不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近年国内外反贫困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工作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主体矛盾方面,在收集多方信息、搭建服务平台方面,在践行政策法规、倡导政策革新方面,在激发基层活力、增进社会团结方面……均能发挥积极作用。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反贫困进程中,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事实上,职业社会工作制度已经成为英国、德国、瑞士、美国等西方国家反贫困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与政府扶贫救助体系紧密衔接、分工合作。在西欧国家的政府公共支出中社会福利支出占比较高,这些财政开支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直接补助等形式,到达社会工作者手中,成为社会工作扶贫济困的基本经费。如英国政府针对贫困老年人、长期疾病和无劳动能力者、贫困家庭、失业人员、特殊社会成员等六类群体提供了专项经费援助。这些援助很大一部分并不会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到贫困者手中,而是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各类社会组织提供专项救助服务。社会工作机构和人员的扶贫经费绝大部分即源于这些专项津贴(民政部社会工作司,2010)(19)。

  社会工作作为引导者、增能者和资源链接者,在促进贫困者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政府对贫困者的救助往往附加一些严格条件,如规定福利补贴的时间限制,要求贫困者参加就业等。Coulton(1996)研究发现,一些贫困者即使参加了政府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也还是无法摆脱贫困,主要是因为这些工作岗位的收入普遍较低,同时贫困者的能力也往往有限。因此,一些社会工作机构便依托社区资源,建立就业培训基地,培训贫困者的职业技能,提升贫困者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20)。

  扶贫工作中遵循明确的价值理念,在与政府合作的同时保持独立性。在英国工党20世纪末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社会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收集贫困者信息、提供法律援助、开展社区服务以及推动社会赋权等,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社会正义的目标理念贯穿于社会工作扶贫工作中,同时,特别注意与政府保持合理的距离,而非成为政府的代理(Craig G,2002)(21)。

  强调贫困家庭的经济发展和资产建设。这也是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反贫困工作所积极尝试和创新的方向。与绝大多数国家强调物质救助和促进就业所不同,南非、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研究者和社会工作者将注意力转向贫困家庭的经济发展上,他们立足社区,着力培育贫困者的理财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帮助贫困者建构起个人或家庭的持久资产,通过经济发展和资产建设实现永久脱贫(Engelbrecht L,2008)(22)。

  总之,作为一支专业的力量,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世界上诸多国家政府反贫困的有力帮手。在当前中国,推进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不仅有助于实现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重大目标,亦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

  近些年,在民政部、国家扶贫办等多个中央部门的联合推动下,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中日益扮演起难以替代的角色,服务触角业已深入到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就业扶贫、灾后重建、生态扶贫、易地搬迁等多个领域,扶贫对象涵盖个人、家庭、社区、组织等多个主体维度。民政部等19部委2012年4月联合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老区计划……支持培养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老区和广大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人才”。这些地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2012年10月,民政部又出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规划从2012年到2020年,每年引导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三区”工作或服务,每年支持“三区”培养5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三区”社会工作事业。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力度。在“三区”计划之外,国内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东、福建、上海等地,也已将社会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序列,成为社区反贫困的重要力量。以全国各地的广泛实践为基础,社会工作在中国脱贫攻坚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介入路径,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是“委托—代理”型扶贫路径。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之间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代理方受委托方资助代替其完成特定目标,并对委托方负责、受委托方监督。这里的委托方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扶贫基金会,代理方即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政府作为委托方大多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出现,特别是随着《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由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项目、岗位的做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并逐渐进入制度化轨道。仅在2013年,全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资金就已达17.3亿多元,扶贫济困也已成为政府购买服务最为重要的内容(23)。除政府之外,近些年各类扶贫基金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也经常作为委托方,向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招标扶贫类服务项目(如李嘉诚基金会的“大爱之行”项目),这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较为多见。当前,“委托—代理”型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以“委托—代理”关系介入精准扶贫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民政部社会工作“三区”计划。2012年以来,受各级民政部门的支持、委托,中西部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大都申报参与了“三区”计划项目。截至2015年底,“三区”计划项目已经覆盖中国中西部23个省(区、市)的240多个国家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先后派遣3000多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三区”进行精准扶贫,开展个案工作6000余次,小组工作4800余次,社区活动6500余次,受益人群达210多万人次,带动培养本地社会工作人才4000余人,可谓成效显著(24)。“三区”计划项目的开展,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进一步证实了“委托—代理”型扶贫路径的可行性。

  二是“协作—互助”型扶贫路径。“协作—互助”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相互补充、彼此配合以实现共同目标的关系模式。与“委托—代理”关系有所不同,“协作—互助”的双方虽然也可能会出现一方资助另一方的情况,但彼此之间并不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契约关系,更多是基于共同目标的道义关系,因此并不要求一方对另一方负责或接受其监督。在扶贫过程中,“协作—互助”型关系的一方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而另一方则可以是基层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志愿服务团体以及个人等各类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协作—互助”型关系的建立,也是社会工作链接资源的重要形式和结果。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各项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理顺,而社会工作的能力又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这种道义的、互助型关系的建立,无疑有助于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各方所长,提升扶贫的质量与成效。

  当前,国内许多地方都在大力构建“三社联动”、“两工协作”机制,事实上在这一机制中,社工机构与社区之间、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社工与义工之间都是一种“协作—互助”型关系。而广东顺德RZ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工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协作—互助”型关系。RZ社工中心长期在顺德区提供家庭社工服务,对当地农村的贫困情况有着深刻了解,曾多次尝试对农村贫困家庭提供帮助,但苦于缺乏支持。与此同时,顺德扶贫办也在尝试创新扶贫模式,提升扶贫效果,但却因缺乏专业力量的支持而有心无力。在双方结成“协作—互助”关系之后,经过协商规划,一方面启动“大丰收”项目,引导村民通过种植蔬菜脱贫致富;另一方面招募义工,链接多方力量、资源,为贫困村民提供物资援助、心理辅导和技能培训等服务。在此过程中,社工机构与扶贫办一方发挥专业优势,一方提供平台资金,可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通过二者的协作、互助,当地农村的贫困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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