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缅甸的国际NGO与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漫谈缅甸的国际NGO与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 《2017世界捐赠指数报告》显示,缅甸连续5年荣登榜首,被调查的缅甸国民中有91%一个月内参与过捐赠,51%的人参与过志愿服务,除此之外,近年来,世界主要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如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美国和平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纷纷进驻缅甸,派遣国际

  《2017世界捐赠指数报告》显示,缅甸连续5年荣登榜首,被调查的缅甸国民中有91%一个月内参与过捐赠,51%的人参与过志愿服务,除此之外,近年来,世界主要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如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美国和平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纷纷“进驻”缅甸,派遣国际志愿者,实施志愿服务项目。

  为什么在人们印象中,相对封闭、落后的缅甸能够蝉联世界捐赠指数之首?什么样的“魔力”和“魅力”,使得如此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钟情于缅甸?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培育出了国际NGO活跃的“沃土”?这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尽管缅甸由于所谓“罗兴亚人”危机,提高了安全防范等级,还是选择去仰光,感受一下这个转型国家的进行时。短暂的5天停留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依然对缅甸的经济、和社会开放程度感到惊叹,也洞察到这个急速转型中的邻国,能够给中国以及中国的社会组织和青年带来的机遇。

  缅甸在军政府统治下,、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都受到了严格管控,国家封闭。始于2010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措施,让缅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西方社会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缅甸正在迅速“拥抱”世界,这为境外势力、资源、人员进入创造了条件。

  北京到仰光已经开通一周多班的航班,昆明到仰光更是有一天多班飞机往返,凸显中国边疆与缅甸的密切往来。仰光机场最醒目的快餐厅是肯德基,直到2015年缅甸才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如今在仰光的大商业区,肯德基已不稀奇。

  仰光的电子一条街遍布着华为、VIVO、OPPO的广告牌,据说几年前,一个手机sim卡要好几千美元,还要靠关系才能买到。从2013年开始,缅甸通信行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外国企业获得经营牌照,3年内移动用户增长10倍以上,物美价廉的中国手机成为普通缅甸百姓的必需品,这个国家也一下子从固话通信跨越到智能手机的阶段,而facebook、twitter等成为年轻拥趸的热门手机应用程序。

  仰光街头九成汽车都是日本二手车,公交车是中日韩退休的大巴,车身的广告、文字还都是原样。机场有免费领取的杂志和地图,专门介绍日本料理、日资企业,据说都是日本企业赞助提供,由此我们也可以管窥到日本在缅甸的影响力。

  而商场里则更多地能感受到泰国的影响,包装食品、阿迪耐克等运动服饰,大部分从泰国进口,有的商品干脆挂着泰国价签,按泰铢折算价格。

  经济改革后,缅甸的商业和私有银行兴起,因此换钱不必再到黑市,很多银行ATM机都能使用银联卡取款。即便如此,华人地下钱庄的汇率要更划算,并且能够实现国内存款,缅甸取款的功能。

  仰光老城区不大,能见到不少外国游客,出租车司机和小商贩都能简单用英语交流,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开放和国际化水准,当地导游说:目前来缅甸观光,最多的是泰国人,中国人取代日本人成为第二大游客群体,欧洲人要再往后排了。

  经济开放,必然少不了华人的参与,除了矿产、房地产、翡翠、木材等传统上中国人参与较多的行业,手机销售、娱乐业等也出现中国人身影。几个在缅甸的朋友从事中文教学、公益服务、法律咨询等领域的工作,显现出缅甸方方面面的商机与活力。

  经济开放给百姓带来的好处自不必说,上的变革更加令人瞩目。当前不是大选年,并未看到像很多国家那样政客头像遍布街头。日常生活中则能察觉到开放带来的诸多变化,最直接的当属境外网站和社交软件的解禁,这些立即成为青年人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

  除此之外,仰光街头有很多书店和报刊亭,放在醒目位置的不是教辅读物,而是读物,有介绍缅甸地方武装领导的、赞美昂山素季的、评价西方的,还有很多英文读物,不仅出售TIME、The Economist等英文杂志,有一种“资料选编”,针对一些特定话题,将所有西方报刊报道和文章汇集成册,没有书号,就是简单排版的印刷品,售价合人民币大概6块钱一本,随便翻看了“中国在非洲”“中国与朝鲜”等几个话题,汇编文稿的发表时间大都在3个月内,时效性很强,选取的文章来源为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Foreign Affairs等。这种感觉,很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充斥各类出版物,各种汇集。这当中,西方的观点和信息显然占据了主流。

  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背景是,缅甸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对缅甸现代化发展,包括在教育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缅甸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大学——仰光大学,就是英国殖民者仿照牛津和剑桥大学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仰光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它是东南亚地区青年向往的头等学府。可以推断,缅甸的精英阶层在态度和发展理念上亲西方(马来西亚学者在2017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召开的东南亚青年智库论坛上发言观点),精英阶层的立场必然会影响到缅甸改革的方向。

  开放,带来的是价值观、倾向的多元化发展,自由、、公民社会等西方价值观很快地被青年所接受,这些价值理念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落实在缅甸选举和街头实践当中,缅甸政党本地的社会组织,也聚焦、平等、少数民族保护等西方中常见的“热门”话题,参与到社会和生活当中。

  而反观缅甸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将中国与支持军政府和联系在一起,早在2006年,笔者曾在香港浸会大学遇到一名缅甸留学生,他就认为中国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助长了其,对缅甸百姓是一种伤害。除此之外,缅北的少数始终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助长缅甸与中国接壤几个邦的分离倾向,因此缅甸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认同,恐怕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

  今年以来,由于西方政府批评昂山素季在罗兴亚人问题上采取的措施,缅甸百姓对西方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大金塔参观时,导游说西方人不理解缅甸,不了解罗兴亚人的情况,支持昂山素季和政府的措施,表达对西方国家不满,并对俄罗斯和中国说了不少溢美之词。内外部形势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缅甸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只能拭目以待。

  松绑,带来的还有社会领域的活跃,大量国际NGO进入缅甸,带来资金、项目以及工作岗位。世界主要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都落户缅甸,开展项目,并派出国际志愿者,参与到缅甸的改革开放之中。据UNV统计,2013-2016三年间,7家主要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共派出273名国际志愿者,其中韩国国际合作组织在3年内派出73名志愿者,项目遍及缅甸全部15个省级地区中的9个,志愿者平均服务时间长达22.3个月。而今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也派出了共计23名中国志愿者到缅甸服务。

  国际NGO工作人员的待遇,对比缅甸当地收入水平来说,相当体面,而且大部分NGO到缅甸都是带着资助发展的项目,因此给缅甸民众留下NGO不缺钱,还很慷慨,在NGO任职是一项很体面的白领工作。

  在本国发展、社会发展的需求下,以及国际NGO的帮扶下,缅甸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社会工作也成为一项新兴职业。如前文所述,经济、的开放为社会开放和活跃奠定了基础,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当中西方国家的捐款是很大一块,支持经济发展、倡导、促进公民社会,这些议题都是西方基金会和NGO关心并擅长的领域。而缅甸多年的封闭和制裁,导致发展落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有很多待完善和补充的地方,不管是现实性还是理想化的需求,都催生着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很多人怀念中国的80年代,百废待兴,思想自由,社会活跃。而今的缅甸,正经历着与之相近的一个阶段。不少人赞叹当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给了各国政府博弈的空间,给了企业和NGO施展拳脚的机会,也给了创业家们发挥的舞台。

  由于缅甸地处中印之间重要的国际地缘地位,以及其5300万人口的巨大的商业市场潜力,还有在社会、宗教、民族等领域丰富的话题,改革开放后的缅甸已经成为各国“必争之地”和国际NGO实验的“沃土”。发达国家的战略、实力和其国民的与实干,是国际NGO能在缅甸迅速发展的另一原因。

  UNV缅甸办公室主任胡安,大约35岁,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小城市,2007年曾以西班牙外交官身份到北京工作,后来到西班牙政府资助的联合国项目工作,外派菲律宾,听朋友讲到缅甸发展的机遇,又辗转到缅甸担任UNV驻缅甸办公室主任,一干就是三年。

  胡安精神抖擞,对缅甸的生活颇为满意,一方面缅甸保留了传统文化,符合欧洲人对东方国家的想象,他非常喜爱这一点,另一方面缅甸的开放和发展,给了西方国家青年很多施展的舞台。他丝毫没有觉得生活不便、条件落后,而是充满和感恩,能够见证缅甸的发展变化。胡安不仅出色完成了UNV的工作,还在业余时间参与缅甸国内和社会组织建设,与好友们创建了一个活动小组,挂靠在缅甸当地社会组织名下,依托欧洲国家给予的基金,实施项目。同样是做公益项目,胡安所展现出的正能量要普遍高于中国人。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2016年4月,笔者曾到UNV总部接受培训,结识了不少UNV驻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他们大部分都是西方人,比如驻柬埔寨办公室的是英国人、驻孟加拉办公室的是芬兰人,有的年龄并不小,如驻肯尼亚的澳大利亚老兄已经快50了,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工作,他们积极适应,充满和活力。

  (一)传教士精神。欧洲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前殖民地国家有一种使命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些国家曾经在西方“先进”文化的荫护下发展,不少建筑,乃至制度文化还保留着西方特点,西方人对这些国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待异域文化,他们有比较强的包容心,对当地宗教、饮食、服饰乃至生活方式,能够接受并积极融入。不仅有国际人员的社交圈,还会学习当地语言,尝试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帮助,带来很强的自我成就感,促进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成熟的公民社会理念和操作能力。对、公民社会、社会运动等话题,发达国家有一套成熟的理念和工具包,他们不仅能够自圆其说,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还有非常完善的实操方案,能直接有效地指导缅甸的社会组织发展完善。这些迎合了缅甸化后,政党、结社发展的需要。

  (三)健全的支持系统。发达国家对缅甸是否有“推墙”或“颜色式”的战略计划,需要进一步验证。但是,在国际NGO运营和支持本地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发达国家有较为成熟的套路,这与发达国家国内公民社会发展成熟息息相关。通过公益促进民间外交,影响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印象,在公益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多元主体承担不同的职责,形成合力,国际NGO发起国的外交部门支持签证手续和领事保护等必要措施,基金会负责筹款和资金支持,优秀的社会组织和国民参与项目执行,企业提供可行的资源。日本、韩国圈子突出体现了“集团作战”能力,初来缅甸的日本人,都会受到日本人社团的热烈欢迎,为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缅甸生活,使馆负责解决入境和停留问题,日本人商会负责投资项目落地和法律服务,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则负责公益项目包装和志愿者管理。

  (四)职业“旋转门”流动通畅。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较好,“旋转门”流动通畅,优秀的人才可以在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等领域自由流动,用人单位对深入民间的工作经验高度认可,欧美人在欧美国家的组织机构中就业选择面较宽。社会保障水平和就业环境,消除了年轻人参与公益的顾虑。

  (五)欧美精英形成了一个牢靠的“朋友圈”。例如胡安在业余时间参与的活动小组,核心成员是几个大使馆、国际组织的外交官和缅甸名人,组织不具备任何法人身份,却成功接收到瑞典等国的资助,这些外交官伙伴们互通信息,共享资源,互帮互助,形成合力。由此可见,在申请项目和资金援助方面,发达国家的背景能够带来不少优势。

  中国对缅甸的、经济影响力一直相当可观,缅甸“转型”对中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告别过去的路径依赖,能否实现“华丽转身”,是摆在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面前的难题。缅甸改革之后,大量的中资企业和商人加入到缅甸“淘金”的进展中来,在公益领域也有很多的新发展。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缅甸内政部正式注册获得了国际NGO运营牌照,是第一家在缅甸正式注册的中国公益组织,设立了国别办公室并聘用长期外派人员和当地雇员,实施胞波助学金、中文教学、IT培训和扶贫等项目,并于2017年选派了5名中国志愿者到缅甸从事为期一年的项目运营和社区服务。同时,国家汉办派出缅甸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超过100名,团中央通过贵州团省委选派了17名志愿者到缅甸从事教育支持等,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向联合国驻缅甸办公室派出1名国际志愿者。华为公司发起针对缅甸通讯人才培养的能力建设项目,中国人开办的语言培训学校为僧侣等免费培训中文,企业家创建丝路伙伴国际志愿者联盟开展教育扶贫项目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中国青年在缅甸的国际组织中实习、工作。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组织、企业等已经不限于简单的人道主义援助、捐资助学等公益项目,开始深入到当地社区,拓展了服务领域,并尝试建立长期志愿者外派机制,促进民众之间的深层次交流。

  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职业流动通道不顺畅,社会组织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影响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志愿者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多元文化和艰苦条件下生活适应性差。

  在社会领域向发展中国家可以输出、引领的价值、产品和模式有限,缺少明确、坚定的价值理念,缺少国际项目经验,部分组织和项目不正规,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多,到发展中国家从事志愿服务、社区建设、甚至社会运动等成为一个趋势,不少有理想、有能力的中国青年投身到国际发展实践当中。由于国内政府、企业资金来源有限,有能力的中国青年转向西方基金会的支持,不管是在理念和影响力,还是在支持资源、资金管理灵活度等方面,西方的资金支持都具备比较优势。在价值认同、议题设定、组织形式等方面,发达国家的NGO不仅影响着缅甸,也会潜移默化对中国组织和个人产生影响。

  以上的问题和挑战并非在缅甸的中国社会组织独有,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此类问题。这一状况与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社会组织发育状况密切相关。在同一场域和环境下,中国的社会组织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对比,一方面看到诸多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相关方能够发挥特长,探寻一条“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不仅是在缅甸,在中国周边的尼泊尔、孟加拉、泰国、柬埔寨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NGO都非常活跃。

  鉴于缅甸地位,中国不应该也不能缺席缅甸改革转型的实践,我们已经有“密松水电站”事件的沉痛教训,在民间外交、民心相通领域,社会组织不仅是一支必要的力量,也是重要的力量。

  西方国家在社会组织层面积极介入,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国家,通过基金会、国际NGO等“白手套”直接或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塑造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在议题设置上,起到明显效果。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针对涉及中国利益较大的重点国家,应该制订民间外交的战略目标,鼓励中国的社会组织参与,尤其是国际公益区别于国内公益,应形成符合中国需求和优势的价值理念、发展目标及社会共识。依托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为社会组织设立专项扶持资金,试点面向有实力的各类社会组织,探索调查研究、伙伴合作、项目实施和组织落地等内容。另一方面,避免一窝蜂式过度投入,造成资源浪费和形式主义;避免一刀切和行政化操作所导致的负面效果。

  中国的社会组织仍处在发展初期,在使命宗旨、组织建设、机构运营、项目实施等方面不具备突出优势。但是,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迅速,中国可以发挥运用新技术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优势,提供软硬件解决方案;再有,青年创新创业、职业能力培训、汉语教学、减灾防灾、扶贫等领域,中国有相对较为丰富的成功经验,可以设计工具包、产品包、培训包,为当地组织进行能力建设;还有,发挥邻国的地域优势,加强与华人社团的联系,建立社会组织孵化支持中心等,依托实体阵地,加强文化辐射影响力,不仅限于具体项目操作,并且注重促进社会组织的本土化发展,加强影响力输出;最后,加强与其他国家NGO合作,共同设计、实施项目,取长补短。

  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转型国家,缅甸集中了世界主要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项目、人员和资金密集分布,对有志青年来说,是参与国际组织实践、学习国际项目实施、塑造国际领导力的优质舞台。缅甸从历史、文化、地域上与中国联系密切,这为中国青年的参与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条件。中国青年应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社会组织在缅甸的实践,学习国际NGO的运营管理,积极利用各方资源,建立中国人主导的社会组织,探索中国特色的国际NGO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将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管理经验带回国内,支持社区发展,提高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促进社会治理提升。

  本文只是对转型中的缅甸,以及活跃在缅甸的国际NGO的粗浅认识和思考。第一次到缅甸的新鲜感和丰富的信息,让笔者很难从单一的层次讲好一个问题。国际NGO的发展反映的是缅甸国际、国内变迁的一个侧面,看到发达国家在缅甸“攻城略地”,让人多了几分忧思。一方面,中国人向来“闷声发大财”,吃苦耐劳,再危险的环境,只要有钱赚,也阻挡不了勤劳的中国人,商人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赚钱即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极速扩张,缅甸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和不认同也在上升,化的缅甸必定注重,如果民间对中国的态度转差,必定会影响到政府政策,这对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乃至周边外交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缅甸社会领域发展的现状,其实是中国周边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缩影。对于以缅甸为代表的、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国家,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和民间外交的工作迫在眉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学系博士生,第三期联合国志愿服务合作项目原项目经理,北京志愿服务联合会青年专家,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创始捐赠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未来国际志愿服务项目联合创始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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