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当前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问题及对策建议

 社会工作文章摘要:分析当前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而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近来大有不断增多之势。2012年以来,我院办理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6件14人,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3件9人,非法采矿罪3件5人,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而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近来大有不断增多之势。2012年以来,我院办理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6件14人,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3件9人,非法采矿罪3件5人,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日前,泸州市龙马潭区检察院对近年来办理的此类案件特点、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犯罪手段极具破坏性,生态资源遭受严重破坏。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这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其犯罪手段往往原始、粗暴,其危害不仅体现在对犯罪对象如矿产、鱼类造成的直接破坏、减少等后果上,更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生物资源等造成的难以估量的损失上。如我院2012年办理的税某某等人非法采矿案,税某某等人在没有取得开采长江砂石许可证的情况下,从2011年10月开始,使用挖掘机等租赁的器械在四川合江县白米乡长江柳茶溪处河滩地非法旱采砂石,其挖掘形成了数十米高的深坑、陡坎,改变了河水的流向,迫使航标移位。若洪水一来,长江河岸随时坍塌的危险,严重影响了两岸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其所造成的损失仅回填挖掘形成的江岸陡坎就需100多万元修复费用,且被挖掘的土地已经不能再复种庄稼,经济损失极其巨大。又如我院2013年办理的张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张某某等人在2012年、2013年禁渔期期间,先后多次在四川合江长江水域采用电鱼的方法非法捕捞长江野生鱼类,共捕得长江野生鱼110余斤,但被电伤电死的鱼更是不计其数。这类使用电鱼、炸鱼、毒鱼等方式对鱼类的生存繁衍危害极大,特别是对产卵期的鱼类造成了大小鱼、鱼苗等“一网打尽”,致使渔业资源逐渐枯竭,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群众反映强烈。

  (二)犯罪方式隐蔽性强,追责难度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这类案件不像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其犯罪方式隐蔽性较强,执法机关不易察觉,即使发现也很难收集证据和定罪处罚,多以行政处罚为主,对其构不成威慑力。特别是像非法捕捞水产品这类案件,据渔政部门不完全统计,每年在长江流域泸州段非法捕捞行为就不下上千次,作案人员多选择驾驶木质机动船在夜晚作业,且每次捕捞的数量都不多,执法人员很难收集证据和定罪处罚,多以行政处罚为主,线%。此外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这类案件,犯罪分子往往还贯以“合法化”的外衣,误使老百姓和执法者认为是合法行为,这给查处带来了极大难度。如我院2012年办理的郑某某等人非法采矿案,由于采矿可能占用或影响到当地村民河滩用地,因此要在这些土地上进行开采行为,需要经过当地村民甚至村委会、乡镇的同意,郑某某等人就打着为村里免费修公路的名义,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每年向村里交纳一定金额的租金,还对所占土地进行了青苗赔付,使其开采行为得到村里的支持,郑某某等人直到被刑拘,许多村民还以为这些行为是合法的,对公安机关的查处表示不理解。

  (三)“产、供、销”一条龙式犯罪模式较为突出,助长了犯罪态势。无论是非法采矿,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获取的砂石、鱼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运输、销售、收购相链接,才能使不法分子最终获利,因此“产、供、销”一条龙的犯罪模式在此类犯罪中较为突出。如我院2013办理的王某某等人非法采矿案(该案因管辖问题后移交江阳区检察院起诉)中,王某某负责组织人员开采砂石,赖某某负责组织船只“海兴209”进行运输,砂石全部销给在泸州修建工程的李某某,每次开采的砂石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出手,一定程序上助长了犯罪态势。又如在我院办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3件9人中,这些非法捕捞者他们往往都将捕捞的长江河鱼销售给固定的收购者或餐馆,销路不存问题,同时“禁渔期”鱼类供应相对紧张,而市场需求旺盛,此类物品价格一度攀升,致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形成了“禁渔期”反而犯罪行为更加猖獗的怪现象。

  (一)重行政处罚、轻刑事追究,导致此类案件屡禁不止。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大了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总体来说,重行政处罚,轻刑事追究的状态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究其原因,一是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理念较为陈旧,多采取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反而增加了不法分子犯罪信心。如我院2012年办理的郑某某非法采矿案,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内,虽然航道局、水务局、海事局等联合执法队数次发现其在长江边非法采砂,并责令其停止开采、限期整改、恢复原貌,而郑某某、税某某等人仍然继续非法开采持续达数月,且开采砂石的价值也从初次鉴定的70余万元直到后来500余万元,公安机关才对嫌疑人采取了刑拘措施。而早在2011年8月,郑某某等人就已经因在其他地点非法采矿被海事部门查处过,也仅仅是责令其停止开采,这也促使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二是行政执法人员执法力量较为薄弱,“两法”衔接不到位。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编制较少,导致普遍存在人少事多的局面,行政执法人员编制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执法的需要。同时非法捕捞者他们常选择夜间作业,这给执法人员带来了相当难度。行政执法人员面临人少事多的局面导致多数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仅仅停留在行政处罚环节,多以经济处罚为主,未能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致使此类案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调查取证存在很大的难度。非法采矿罪及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这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的办理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取证是否及时、完整。但取证难、成案难是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因一是犯罪行为具有相对隐蔽性。在大部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作案人员多选择驾驶木质机动船在夜晚作业,且每次捕捞的数量都不多,很难收集证据和定罪处罚。二是违法所得的去向存在不确定性。大量非法捕捞的水产品,行为人在得手后随即销售给路人,而购买者往往无从查找,缺乏关键的证人证言和物证。三是交易标的不易保存。某些非法捕捞的水产品虽然定点销售给某些餐馆、饭店,但很快就已经被人消费,鱼的数量和种类也无法查实。

  (三)立案标准模糊增加了查处的现实困难。在非法采矿案件中,刑法修正案(八)立案标准中将“造成矿产资源破坏”和“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修改为“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至今未能确定,导致司法实践无法操作。此外,虽然修正案取消了“造成矿产资源破坏”和“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结果条件,但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高检、《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并未废止,司法实践中部分观点认为,仍应以该解释和规定 “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数额,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为标准,导致了在所偷采的砂石已经销售,未能及时提取,无法对其是否属于矿产资源进行鉴定,也无法对其数量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时,能否构成非法采矿罪存有争议。

  (一)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宣传教育力度。要重视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老百姓知法守法。特别是对非法捕捞等犯罪,针对长期以来老百姓认为在长江里捕捞水产品是天经地义的思想,要深入基层积极结合查处的典型案例向广大渔民和老百姓宣传渔业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教育其遵纪守法、依法捕捞,认真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长江有限的渔业资源。

  (二)适当增加执法力量,加强司法机关协作配合。面对当前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的状况,一是适当增加执法力量,编制上要向执法一线人员倾斜,保证有足够的办案力量,提升执法威慑力。二是司法机关要加强协调、配合与沟通,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重点案件通报制度等,同时针对新型化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要积极通过召开司法实务问题研讨会等方式,研究打击犯罪策略,形成打击此类犯罪的合力。

  (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创新社会管理。要发挥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立案监督等形式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健全防范制度,共同维护好生态环境。如我院去年通过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系列案件,发现执法办案中存在的制度漏洞以及社会管理中突出问题,及时向泸州市水务局发送检察建议。市水务局高度重视,该局党组、局长罗章海亲率纪检组、渔政执法一行来到我院当面回复和书面函复我院检察建议,有力地推进了辖区内水产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和执法力度。

  (四)尽快出台相关的立案标准。关于非法采矿罪修正案出台以前的司法解释条文,与修正后的条文相冲突或已被取消的,应及时予以废止。尽快出台非法采矿罪中“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和条文化,分别列举具体适用标准,保证办案的需要。

本文《分析当前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问题及对策建议》由社会工作者小编收集整理网络,并不代表社工网的观点,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社会工作知识的文章,请点击查看社会工作博客网其它文章,请关注社会工作者博客网,本文地址:http://www.shehuigongzuozhe.net/zonhenengli/shehuigonzuorenleixingwei/11855.html